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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禅与现代科学 | ||
| 李豫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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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科学界(包括社会科学界)中,有些人认为:评价佛教,评价禅宗,应置身教外,置身禅外,应“旁观者清”,不应“当局者迷”,认为这样才能客观公允。他们的理由是: (1)有怎样想就怎样说的自由,没有必要去禅堂参禅打坐。(笔者按:此大谬也!不求参究但要弄清开悟所得是怎么回事,不以切实的生命体验为背景,所谓的佛学研究、禅学研究,其结果往往与佛教的本义相违悖。研究者虽然终日冥思苦想,推测臆度,但因未身历禅境,故终究是隔着一层,难以与佛教的本义相应相契。唯有实实在在的修行体验,亲历禅境,才能透视佛学的深奥意义,把握住佛教的真谛。) (2)禅,作为文化史上的一种现象,记述事实,分析因果,评定是非,只能站在禅外。 (3)禅境迷离恍惚,难以理解(指文字描绘形容),常人(指非修行者)难以接受。 (4)研究禅宗史料,应置身禅外,以科学常识为依据,解释和衡量看似怪异的种种记载,去伪存真。(笔者按:科学不是万能的,现代科学并未发展到尽善尽美的完备阶段。科学家们不要说认识宇宙人生,就连他们自己的心灵、大脑、思想等等,他们也不敢承认已经完全彻底地认识了、掌握了。) 以上理由,有修证体验的佛教徒,一望而知是站不住脚的。 近现代,随着西方科学文化的大规模输入,古老的中国文化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寺院和僧侣屡受冲击和限制,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顺应时代的要求,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居士佛教蓬勃兴起,从而稳定了佛教的文化阵地,形成了近代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一些研究科学的居士如欧阳竟无、王季同、尤智表、赵朴初、杨棣棠、王小徐、沈家桢、贾题韬等人,用科学解释佛法。其宗旨一是以佛法与科学作比较,说明其异同;一是根据近现代科学的发现,从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说明佛法与科学的接近处。并未从“科学”或“文化”范畴 来否定佛教的本义和真实性。 那么,上述那些站在“教外”、“禅外”的学者,又是怎样把佛教看作文化中的一种现象,把佛教安排在科学常识的系统里,想变“迷离恍惚的禅境”为可解的科学知识呢?他们的说法是: (1)扩大到整个佛教,缩小到禅宗,其史实未必可靠,古今中外的一切记载都有问题。并引证孟子的著名论断——“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以此为前提,他们指出: (A)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而古印度是最喜欢且最善于杜撰神话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于是佛教的史料中就充满着荒诞。 (B)释迦牟尼从降生到入涅槃,处处充满着神异,诸如“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等等。这种神异还从教祖处往四方扩散,三世诸佛,以及无数的菩萨、罗汉,都具有令人难以想象的种种神通。我们是学过科学知识的人,要全盘接受这些神异事迹是很困难的。 (C)禅宗史籍常不免夸大失实。许多著名禅师的生平事迹,往往是幼有异禀,老则预知示寂的准确时间,与我们常人的生活大相径庭。这类八股文式的人物传记,显然也应归入神话一类。 (D)大批僧传、灯录,其内容多来源于传说,往往包含着玄虚的成份。即使是亲炙弟子所述,意在炫耀师长,也就会或多或少地与事实不符。总之,要统统肯定是十分困难的。 (2)净土宗的信徒每天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坚信这样就一定能往生净土。但“净土世界”是否真有?如果有,又在哪里? (3)真如、实相、佛性、涅槃、菩提、自性、彼岸等,究竟是什么形,什么质?能不能指给我们看一看? 综上所述,可见这些学者纯是在用“考据式”的方法研究佛教,这是深为许多高僧大德所诟病的。他们所谓的“教外说教”、“禅外说禅”,与真正的佛教、真正的禅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禅,梵语禅那,汉译静虑,或译思维修,即静心思虑,心注一境,息灭妄念,保持正念相续,从而洞察事理,启发智慧的一种修行方法。如何才能达到禅的境界呢?菩提达摩传心印给二祖慧可说:“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即说明修禅要彻底的无心。所谓无心,非无真实心,而是没有一切杂念妄想。 《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入三摩地,斯为第一。”说明修禅必须守根护意,外不染六尘,内不起我执,才能净念相续,入三摩地。所以说,禅是学佛的实践,是一种修行方法,其结果是开悟,是引发智慧,用禅宗的术语说,是达到“解粘去缚。”我们为什么所缚、不得自在呢?《解深密经》有偈云:“众生为相缚,及为粗重缚,要勤修止观,尔乃得解脱。”偈中的“相”,指我相和法相,“粗重”指潜在内心的无明烦恼,必须修习止观法门,才能遣相去执,扫荡妄心杂念,使心如太虚,纤尘不染,证得解脱。此种自证境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饮水焉能知水之冷暖,不修习止观法门又焉能知解脱滋味),这是不能用言语可以述说的。纵使你在文字上通达经教,若不精勤修行实践,也不能体会此中法味,更不是科学上的一些名词术语所能解释的。 科学上某些方面的发现,可以证明佛说是真实的。如银河系星球的无量无边,宇宙的成住坏空,恒河沙数的微生物的存在,生物体的发光,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因果律的存在等等。但科学并不能完全、彻底地解释佛学和禅学、更不能代替佛学和禅学。 禅与科学的基本不同点是:首先,禅的修持是向内的,目的是明心见性;而科学研究是向外的,目的是研究物质现象。其次,禅的修持是无限的,是超越空间、时间的;而科学研究是有限的,局限于四维空间。第三,禅的修持是整体的,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即法界观;而科学研究则是非整体地看问题,是有分别的。第四,禅的修持是有形与无形的统一,而科学研究则只局限于眼前可见的,局限于有形世界。第五,禅的修持是直觉的,而不是可形诸语言文字的概念,因为概念是有分别的,有限量的,狭隘的;而科学研究则离不开概念,否则思维分析无法进行。开悟与分别思维之概念活动更是大相径庭。概念的本质、作用与佛教的“三法印”完全相反。“诸行无常”,而概念则具常一之要求,否则科学研究无法进行。“诸法无我”,而概念则把事物固定起来,方可成为概念之本质,作为建立各种科学法则与科学关系之依据。“涅槃寂静”更是超越语言和概念的。概念活动要求对任何事物都应以语言来表达清楚,但概念只是思维之手段,仅为思想之外壳,而非事物之实质,为科学研究所必需;而于绝对、超越,一般经验所不及之处,概念思维活动就不得不止步了。涅槃乃绝对,概念必陷相对,以相对之概念,不可能表述绝对之涅槃。禅宗的“以心印心”,亦非语言概念所能表述,唯亲证其境者湛然自知。 禅是从全面、整体的角度观察宇宙事物,达到物我一如的境界,证无我空性,即诸法实相,此乃大智。禅无自他、心境差别,诸法平等,大悲大愿,与众生和谐相处,此乃大悲。科学发明促进物质文明的进步,利用厚生,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诚为社会发展之基础。但物质文明倘无精神文明统率,则物质文明反为祸源。科学研究若不以理性道德控制,则人类纵我制物,欲壑难填,物质利益的争夺必无止境。崇尚武力、穷兵黩武者肆无忌惮地在空中、海上、地下试制核武器、中子弹等杀人利器,破坏大自然,威胁人类的生存,最终必然毁灭人类。某些不法之徒为了一己之私利,利用现代科学成果,人为地制造污染,毁灭生灵。他们为了攫取不义之财,竟丧心病狂地以危害人类的健康为代价,真是罪大恶极!因此,禅学功夫应作为科学工作者的清凉剂。禅学工夫绝不能贬低,更不能妄使科学驾驭其上。前述之学者把禅宗说得毫无价值,这是没有深入研究教理、没有对禅宗作全面深入的探讨而产生的误解。禅宗是佛教的心髓,它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上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并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否认的。 在世界历史上,不论是亚洲的中国、印度,还是欧洲的希腊、罗马,都有神话传说,但不能以神话否定正史的存在。中国古有《山海经》、《淮南子》、《封神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等神话传说,但不能以此就否定二十四史的真实性。 神话是伟大人格的象征。如《西游记》的种种描述,实际上就是玄奘法师西行求法,孤征十七载,独行五万里,以大无畏的精神,为法忘身,冒九死一生的艰险,为追求真理而百折不挠的伟大人格的象征。《西游记》一书,并未影响《大唐西域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续高僧传·玄奘传》、《旧唐书·玄奘传》中玄奘法师生平事迹的真实性。 史志包括人物传记,即使在正史中,也有许多历史名人涉及灵异的记载,以及因果事实,这是客观存在的。我国西汉杰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他撰写《史记》的宗旨就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秉笔直书,彰往察来”。此后的许多著名历史学家都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难道他们撰写的史籍都不可靠吗? 爱因斯坦在《关于科学的真理》一文中指出:“科学研究能破除迷信,因为它鼓励人们根据因果关系来思考和观察事物。在一切比较高级的科学工作的背后,必定有一种关于世界的合理性或者可理解性的信念。”佛教的基本教义就是阐明因果关系的因缘生法。佛教认为宇宙不过是一个因果联锁网,法与法彼此相望,互为因果,空间上无边无际,时间上无始无终。就造因感果来说,有顺现受、顺生受、顺后受三种不同。顺现受是可以目前眼见的,顺生受和顺后受虽然不能现见,但由因知果,是可以比知的。这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严格而合理的因果规律。这个因果关系的大网,是可见或可知的,并无神秘可言。 任继愈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中说:“宇宙是无限广大的,人要认识客观世界,不能局限于耳目等感觉经验上,还必须运用理性思维的功夫进行判断和推理。”指出真理的认识,一凭经验,即感性认识;二凭推理和判断,即理性认识;偏执于任何一端都不可能全面认识真理。在佛教逻辑因明学中,感性认识属于现量,理性认识属于比量,正确的因明论断即根据此二量建立。 根据佛教经籍,在佛、菩萨的造像上,常常能见到一轮圆形的美丽光环,这是佛、菩萨的庄严相好之一,就是“光相”。它是佛、菩萨的智慧之光,可以遍照一切而无碍。这种光相,是否神秘呢? 《华严经》云:“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又云:“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心地观经》云:“心染则国土染,心净则国土净。”指出了发光的原动力就是心灵。众生由于无明烦恼蒙蔽了心灵,致人我横生,心境分离,界限森严,因而目光短浅,境界狭窄,往往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佛、菩萨通过勤修戒定慧三学,由戒生定,由定发慧,内心如明镜,鉴照一切,通达无碍,自然发出清净的光辉——智慧之光,照彻大千。 现代科学实验也证明,生物体是可以发光的,并不神秘。四十多年前,苏联科学院院士华西列耶夫通过科学试验证明,人体一秒钟内能发射2500周的电波,他名之曰“生物电流”。发射电波者能使所忆念的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产生耳热、面红、心悸等反应。又如1911年英国医生华尔德、基尔纳通过用双花青素染料涂过的玻璃,观察到人体表面有一厚达十五毫米的彩色光层。现在科学研究已经证实,这种人体表面的彩色光层一般分为三类:一是荧光,系由于生物体内荧光酶的化学作用所产生。二是生物体内正离子与负离子发生电化学反应引起发光。三是生物体内的细胞膜中的不饱和脂肪酸被氧化,能量以光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彩色光层会随着人体的思维活动、健康状况诸因素而变化。 印度瑜伽行者用实践证明,由意念可以产生意念身,即在意念世界中显现出一个组织精密、色调生动的身影。如一个人有强烈的爱心,则他的身影便会呈现出娇艳欲流的玫瑰色。如一个人有急欲救助病人的慈善心理,则其身会放射出洁白如玉的光气环。再如一个人急欲安慰某个精神沮丧的亲友,则他会以金光闪耀的天使姿态出现在亲友面前。除了电波和光环之外,一个怀念亲友的人会主动地投射出一股意识流,借以增强亲友与逆境搏斗的能力。 大乘佛教经典告诉我们:“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大乘菩萨行者,由于心胸广大,有殊胜的智慧,施乐拔苦的慈悲,就能放射出灿烂的光环,克服艰难险阻,战胜邪魔,发扬正义。这三句话是学佛者的心珠,依此灵明的心珠,就能放射出五色的光环。太虚大师说:“此三句摄显密性相,一切佛法尽。一切佛法,皆依此三句而建立。救世利人之精神,亦依此三句而发挥尽致。” 综上所述,可见主观能动力(心)是改变和推动物质的主要力量。但一般科学工作者(包括社会科学工作者)却只强调物质和自然界的力量,而忽视甚至否定了心(意识)的力量,偏执一端,这是片面的、错误的。 佛教的法相唯识学,不否定一切现象,分析精深完备,主张发挥心的主观能动力,即是“识变”。可以说,法相唯识学是研究如何发挥心力,以认识和改造自我及客观世界的学问。 心灵可以发射光辉,正如佛经所说:“心光照大千”,这是真实不虚的。在一定程度上,此心光能转变为神通。佛教修持方法的次第,即由戒生定,由定生慧,由慧引发神通(神通指神奇的超常能力,一般所说的“六神通”为: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 神通引发的原因分为四种: (1)报得,现世未经修行,生来就有,如灵童之类,系夙业所感。但这是暂时性的。 (2)修得,以一种法专修一种神通,如修持密法。 (3)依得,凭外业的助力,如神鬼妖魔,此不究竟。 (4)证得,佛、菩萨、罗汉在见性后经过修行,断惑证真而成就,究竟可靠。由戒定慧引发的神通即属此类。 前述之学者认为,既为佛教徒,就不能不信佛的言论,这样就会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白,佛教徒认识真理是根据现量和比量,他们绝对信仰的还有圣言量。何谓圣言量?圣者正也,与正理相合名为圣。圣者(佛陀)之言教,谓之圣言。教徒据圣言(即佛经)衡定是非,量度真理,作为认识事物的标准,名圣言量。据《阿毗达摩集异门论》所述,有四圣言,即(1)言不见为不见。(2)言不闻为不闻。(3)言不觉为不觉。(4)言不知为不知。因此,圣者之言,是见言见,闻言闻,觉言觉,知言知。《金刚经》云:“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 三藏十二部佛教典籍,都是圣言量,是人天眼目,指路明灯。它为苦海中的芸芸众生指出了解脱的光明途径。对此难遇的珍贵法宝,当然要虔诚地信受奉行。 圣言量,系根据佛陀圣智所证之境而流露。何谓圣智?意即圣者的智慧,指离名言概念的分别而实证真如时,所得直观真如的智慧。分为根本、后得两种。根本智,登地菩萨至入心见道位,始得根本智,也叫“无分别智”、“根本无分别智”。此智生起时,亲证真如即圆成实性。此时,根本智与真如都离能所取二相(指见道时离名言戏论与主客观分别),“智与真如平等平等”,实证真如之智。此智为成就菩萨诸地一切功德的根本,故称根本智。后得智,根本智生起后,即依根本智起后得智,观照一切现象,于一切法的名言差别相、非名言差别相能如实而知,不起迷惑颠倒。《成唯实论·卷十》云:“缘真如故是无分别,缘余境故后得智摄。其体是一,随用为二,了俗由证真,故说为后得。”谓根本、后得两种智体性是一。登地后,入心中的解脱道在一刹那间证得根本智,随后得有分别的净分依他起,普遍分别一切法的自相、共相,了达依他如幻,无有迷谬。由登地至佛界,破二取,断二障(指众生自心所起的两类障碍其解脱涅槃的烦恼、无明),证二空,圆满根本智,亲证诸法实相。因悲愿故,依后得智建立言教,开示众生,使悟入佛之知见,离苦得乐。 圣智所行境,真如、法性、实相等,是广大甚深的微妙境界,超越时空,非常人所能思议。试问,甚高无上的德性和智慧,你能以一般的度量工具(如度量衡)来衡量吗?或用科学仪器如电子显微镜、天文望远镜来观察到吗?甚至用化学方程式、数学定理、物质定律来感知到吗?显然是不行的。 近代中国研究佛学的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受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用《进化论》的观点研究佛学,“严格考证历史,辨别真伪”。于是,有认为“大乘非佛说”的,有主张“《楞严经》、《大乘起信论》是伪造的”,有鼓吹“马鸣菩萨并无其人”的,有宣扬“释迦牟尼佛是老比丘,放光现瑞是假的”……种种奇谈怪论,不胜枚举。至于“因果轮回”、“神通”等,他们更视为神话,嗤之以鼻。这部分学者虽云研究佛教,但并未深究佛教的根本经典,对佛教的修持和戒定慧三学更不感兴趣,夸夸其谈,既自误又误人。 其实,仅仅从学术研究的立场来讲哲学,是很不够的。况且,佛教毕竟不只是一种哲学,而且是一种宗教(非信仰神权的宗教,佛教以自觉之圣智为宗,由自觉而施觉他之妙教为教),是一种实践,一种生活。我们应关心的,不只是客观学术的建立,更重要的是如何把学术与生活完美地结合起来。研究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与伟大人格,却不愿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一些慈悲爱心,表现一些勇猛进取的修持实践精神,则学术与生活脱节。学术与生活脱节,则学术的价值难以肯定。不少日本和西方的佛学专家,在理论方面堪称“学术权威”,但在实际生活中,在佛教修持实践方面,他们却缺乏佛教大德应有的慈悲爱心与无畏精神。令人怀疑他们是否真正了解了佛教的真谛。 太虚大师反对那种离开“自修化他”的佛教立场,而只把佛学当作纯学问来研究的治学态度。他认为研究佛学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为学菩萨发心修行”,以大乘菩萨的誓愿策动自己,广采博取,知行合一,利己利他。力诫学人用“考据”式的方法治佛学,坚持研究佛学必须亲自体认的宗旨,在修持上以禅为归。 释迦牟尼为开导愚痴人,指点迷津,本着大悲大智的胸怀,结合世间出世间真理,根据四悉檀义演说经教。所谓悉檀,乃梵语,汉译“成就”。四悉檀谓以此四种方法成就众生之佛道。或译“遍施”,谓以此四种方法遍施众生。 四悉檀出自龙树《大智度论·卷一》,其名义为:(1)世界悉檀,随顺众生乐欲,顺世俗名言而说五蕴等因缘和合法,如以辕、轴、辐、辋等和合为车比喻五蕴和合为人。(2)各各为人悉檀,随各各众生不同的根性乐欲,为说不同的法,以引众生止恶行善。(3)对治悉檀,应病予药,针对众生烦恼病患而说对治之法,如说不净观对治贪淫等,以去除烦恼病患,顺解脱道。(4)第一义悉檀,指佛及诸圣众所证真实法性,不可言说,不可破坏之诸法实相。 佛教教理,五乘共法,明因缘生法之理;三乘共法,明四谛,三法印。大乘不共法,明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诸法毕竟空,法界无障碍,世出世间,大小显密,非常圆融。因机施教,随顺众生。此中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方便善巧)。化除矛盾,无往不通。但基本教义,是由佛陀性海中流出,系亘古不变的真理,不因时间、地域而变异。
《佛遗教经》云:“时阿菟楼陀观察众心而白佛言:‘世尊,月可令热,日可令冷,佛说四谛,不可令异。’佛说:‘苦谛实苦,不可令乐;集真是因,更无异因;苦若灭者,即是因灭,因灭故果灭;灭苦之道,实是真道,更无余道。’‘世尊,是诸比丘,于四谛中,决定无疑。’”这段经文说明“四谛”是绝对真理,世界可变,真理不变。“四谛”乃佛教的基本教义,包括世间出世间,因果规律,修行方法,解脱之道。作为佛教徒,应坚定信仰,不能有丝毫的怀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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