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22日20时20 分，清定法师在成都安祥舍报。笔者惊闻寂音，不禁悲从中来，泪如泉涌。摩挲着法师生前给我亲笔书写的法名“智证”，给我的信札、照片、书籍，追忆往事，历历如在目前……

清定法师俗名郑全山，又名郑有藏，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12月16日出生于浙江省三门县高枧乡一名门望族，家境殷实。其父为清末秀才，家世信佛。高枧乡有创建于东晋的多宝寺(旧名龙翔院)，乃天台山国清寺的下院。郑全山幼承庭训，受其父影响较大。他7岁即开始念诵佛经，入邑中私塾发蒙。后又进入县立高等小学、县立中学读书，熟读四书五经及诸子百家著述，并从其父那里初步接受了佛教教义。法师性格宁静，善根夙具，宣扬仁慈，倡导祥和，其理解力、想像力及思考力均超出一般人。

民国十一年(1922)，十九岁的郑全山中学毕业，乃跋涉千山万水，去到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广州，考入广东大学哲学系。在校期间，他加入了国民党。

民国十四年(1925)，郑全山大学毕业，因品学兼优，留校任教。当时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国内处于大革命高潮。他满怀爱国热情，于次年(1926)毅然投笔从戎，考入孙中山先生(1866-1925年)创办的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五期步兵科就读。决心效忠孙中山先生，用枪杆子打出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

民国十六年(1927)，郑全山军校毕业，远赴南京，进入国民党中央正训研究班攻读。

民国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冠的猖狂侵略，郑全山义愤填膺，奔走呼号，力主抗日，抵御外侮。次年，二十九岁的他考入中国军界的最高学府——陆军大学第十期正科，这是他攻读的第三所大学。陆军大学创办于清末光绪年间，原设北平，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始迁南京薛家巷暨南大学旧址开课。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先生(1887-1975年)将全国划分为十大战区。郑全山被调至两广，先后担任国民党第四战区党政军训练团上校训育处长、政治部上校主任。

民国二十八年(1939)，三十六岁的郑全山奉调重庆，担任国民党中央高级党政军训练团少将政训主任。在此期间，他耳闻目睹官场腐败，民生疾苦，“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深感这个世界太黑暗了，争夺残杀太频繁了，只有借助无边的佛法，才能普渡众生，净化浊世。于是他在闲暇之时，常去附近的慈云寺聆听澄一法师讲经说法。慈云寺位于重庆南岸狮子山，始建于唐，坐南向北，与市中心隔江相望，前临滔滔长江，后倚巍巍黄山，是一座远近闻名的十方丛林。澄一法师乃清末秀才，博通经史，佛学精深，郑全山在其感染下，逐渐觉悟。

民国三十年(1941)5月3日，澄一法师向郑全山说：“郑将军，世事茫茫，苦海无边，我看你被诸烦恼业障纠缠已久，难以自拔，不如就此脱下将军服，换上袈裟，随我出家吧!”时值郑父病逝，将军遂借回家奔丧之名，向训练团请假，瞒着妻子儿女，一去不复返，在慈云寺随澄一法师出家，得法名“清定”，法号“方兴”。开始了他弘法济世的一生。

将军之妻闻听此说，如雷轰顶，她给慈云寺寄来了一封又一封哀惋凄切的信件，试图劝说清定法师回心转意。这些信件，象一枝枝利箭，射在郑全山未泯的尘心上。澄一法师见状，乃云：“清定，你六根未净，障缘未了，赶快离开慈云寺，到成都昭觉寺学佛去吧!”按佛教规矩，师徒不能同住一座十方丛林，而且，慈云寺和昭觉寺同属临济宗杨岐禅系破山海明(1597-1666年)法脉。于是清定法师间关千里，远赴昭觉寺，并于同年冬在昭觉寺第十四代方丈定慧戒明律师座下受具足戒。

清定法师得戒后，静住昭觉寺藏经楼，研习“经、律、论”三藏，因夙慧聪颖，渐得佛法心要。其时能海法师(1886-1967年)第二次西行入藏求法归来不久，经常应邀到昭觉寺宣讲《菩提道次第》等经论。清定法师深沾法乳之恩，遂拜在能海法师门下，潜心苦学苦修藏传密乘大法，深得海公赏识，很快成为其嫡传弟子，常随海公到新都宝光寺听讲戒律。

民国三十一年(1942)，能海上师在其根本道场——位于成都南郊十华里的近慈寺举行大威德金刚大灌顶。二十多天内，四众云集，盛况空前。从成都出南门，过万里桥，但见朝佛上寺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车水马龙。近慈寺遐迩闻名，香火鼎盛。清定法师即于此时移住近慈寺学戒堂。

民国三十二年(1943)，近慈寺沙弥堂竣工，四十岁的清定法师担任堂主。次年，升入加行堂，修四加行。

民国三十四年(1945)，清定法师升入近慈寺的核心——金刚院，专修黄教密法。结业后，得阿闍黎位。11月随能海上师住彭县(今彭州市)龙兴寺(始建于晋)，听讲文殊大威德本尊法，修行《生圆次第》。按照藏传佛教格鲁派宗谱，清定法师遂成为格鲁巴大月如来康萨派第三十代传人。

民国三十五年(1946)，清定法师代表能海上师，沿江东下，到重庆、武汉讲经说法，并精读了六百卷《大般若经》。从武汉回到重庆后，又遵能海上师之嘱，在重庆主持金刚道场。

三十六年(1947）底，清定法师在南京讲经结束后，应上海佛教界陈三州、严苍山诸居士之邀，赴沪讲经于法藏寺。圆满后，方子藩(1908-1968年，工商业家、化学家，精通英、日、德等国语言，1954年被选为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等居士敦请法师住上海，并通过赵朴初等居士与班禅大师纪念堂负责人安喇嘛商量，为法师腾出住处，于是清定法师即与二位沙弥侍者移锡班禅大师纪念堂(在今“觉园”内)。

法师移居班禅大师纪念堂后，首先整修殿宇，然后根据能海上师所传黄教密宗法流，系统开讲《菩提道次第科颂》、《律海十门》、《定道资粮》、《止观略法》、《慧行刻意》等戒定慧基本三学。为使企事业的居士也能参加，讲经法会定在每天早上6至8时。法师每日清晨三时即起床，带领弟子诵经，此后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听众得闻显密修行次第法门皆大欢喜!同时，法师还讲传《上师供》、《文殊五字真言》等等。此后由于前来学法的僧人逐渐增多，法师遂建立起每日四次的念诵制度。即清晨二座，上、下午各一座，晚上教修禅观，为入禅打下基础。

民国三十七年(1948)底，清定法师从上海写信给在成都近慈寺担任方丈的能海大师请示应否返回四川?能海上师复信云：“汝在东南弘法，不必返川。”

1949年初，跟随清定法师的学僧已达二十人之众，法师乃应四众弟子之请，在班禅大师纪念堂成立金刚道场，法师担任住持。僧团组织一如十方常住，实行佛世三月安居，每半月诵戒的制度。同时，成立金刚道场护法会，作为居土外护团体，负责联系居士学法及筹措道场经款等事宜。由佛界耆宿屈映光(字文六，与法师乃至亲好友，曾任中央救济委员会负责人)担任主任，李思浩(1880-1962年，光绪二十九年举人，1924年任段祺瑞执政府财政总长)、黄涵之担任副主任。7月，改由赵朴初担任主任，方子藩、李思浩副之。清定法师在金刚道场讲《阿毗达摩法蕴足论》，前后达三月之久，随发科颂，听众达二百余人，自始至终，法喜充满。

金刚道场一切安排悉遵能海法师近慈寺家风，注重戒律，学修并进，僧衣悉黄色，异于一般寺院，僧众每日均有定课，不作经忏法事，惟依三学如法修行，感得信众清净供养。僧侣入街市及白衣家，莫敢不整饬威仪。尤重男女界限，女众上午八时后，始能进入，下午五时前，尽须离开。女居士非二人以上不得进入法师住室；有女众入室，法师之侍不得擅自离开。一般僧人会女客，皆在客堂。男女有别，处处留心。

由于依戒修行，显密圆融，长年讲经，全日行持，皈依学法弟子逐渐增多。最盛时，住僧达八十人，在家弟子三千人。黄密道风，名驰远近，桃李争华，群星璀璨。

1950年春，清定法师在金刚道场讲“菩萨戒”，并对在家居士传戒。9月，法师详细写出了一份关于自己历史的材料，交于赵朴初居士转呈政府“等候处理”，此后四年一直太平无事。10月，能海法师来到上海，在金刚道场讲戒学及《菩提道次第心论》，建造大威德坛场，亲书法卷授四十七岁的清定法师。

1951年上半年，能海法师与清定法师陆续为四众弟子传授大威德仪轨，并讲《生起次第略引·卷上》，金刚道场僧众改以大威德为主修。6月，能海法师离沪赴京。

1952年春，十世班禅(1938-1989年)莅沪讲经摩顶，上海佛教界在金刚道场举行盛大法会。秋，能海法师再临上海，上午在金刚道场翻译藏文佛经，下午讲经。

1953年春节，鲁本堪钦·喜饶嘉措大师(1883-1968年，1955年起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来沪，在金刚道场传授“长寿法”，并讲“四法印”，能海法师和清定法师亲自奉侍，为众表率。

1955年春，能海法师最后一次莅临上海金刚道场讲经，五月离沪赴京。其时，能海法师已预感到金刚道场将有厄运，故与清定法师在上海火车站分手时，有“难得再见”之语。两人依依惜别，无限惆怅!清定法师归来后，仍继续讲《上师供》、《文殊菩萨五字真言》。9月肃反运动在全国开始，一些对清定法师深为妒嫉的人“揭发”了他有历史问题。于是，这位五十二岁的前国民党少将校被立即逮捕，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临行前，深有远见的法师平静地向弟子们交代了他的未竟事务，说：“我将去闭关，尔等自重!”众弟子闻听此言，失声痛哭。法师又说：“世变愿不变，当以佛子之心对待一切的险恶和不测。”

1957年，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清定法师无期徒刑，金刚道场遂陷于半停顿状态。至1966年，被勒令解散，人员各奔东西。1967年元旦，能海法师亦圆寂于山西五台山。

好在清定法师精通医道，在狱中，他除了得空即静坐禅定外，并以自己的推拿针灸绝技为人治病，被誉为“劳改医生”。

1975年3月，坐了二十年牢狱的清定法师因表现甚好，被特赦释放，回到故乡三门县高枧乡，在卫生院以行医为业。在三年的时光里，找他求医的患者近二万五千人。法师以其妙手回春的精湛医术和济世救人的良好医德，在三门一代颇负盛名，邑人誉为“圣手华陀”。

1978年，七十五岁的清 定法师退休回家，专事修持。

1979年，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为清定法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撤销1957年原判。一向关注法师命运的中国佛教协会代会长赵朴初居士闻讯，对浙江天台山国清寺方丈惟觉法师说：“清定法师是我国一位不可多得的高僧，你们应该将他请回寺院。”于是，惟觉方丈向清定法师发出邀请。被迫脱下袈裟二十四年的法师遂又重新披上了袈裟，于1980年初来到故乡附近的天台山国清寺讲经说法。

1981年，清定法师在高旻寺讲《楞严经》。次年在国清寺讲《法华经》。1983年，他在高旻寺建立密坛，培育密宗僧才十余位。1984年，在高旻寺举行灌顶仪式。

成都近慈寺七十年代初期被强行拆除。八十年代初期，广大佛教徒强烈要求政府恢复近慈寺。但是，该寺故址已建为成都整流器厂和成都继电器厂，难以复原。1983年，成都市政府和成都市佛教协会达成折衷协议。市政府将位于东郊九十华里占地一百二十亩的明代古刹石经寺移交市佛教协会，作为拆毁近慈寺的补偿，开放为宗教活动场所。1984年，石经寺方丈、成都市佛教协会会长永光法师(1902-1988年，1962年起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能海法师道友)获悉清定法师在天台山弘扬无上密乘大法，乃作书礼请他莅临石经寺担任首座。清定法师接信后，遂于次年初移锡石经寺安居讲经。不久，昭觉寺众僧又恳请法师回寺担任方丈。于是法师于1985年底重返阔别了四十余载的昭觉寺。

昭觉寺始建于唐禧宗李儇乾符年间(874-879年)，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重点寺庙之一，至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严重破坏，满目疮痍。主要建筑大雄宝殿、说法堂、钟楼、鼓楼被毁，东、西廊房、客堂等被严重肢解和拆除，所有佛像被摧毁，丰富的珍贵文物、法器荡然无存。而且，自十六代方丈慈青法师(1912-1978年，1953年起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圆寂后，方丈之位一直空缺。清定法师来寺后，以“提振道风培植僧才，重辉祖庭”为己任，率领全寺僧众，自筹资金，起衰振敝，重燃法炬。十载艰辛功绩昭然!重建了宏伟壮观、金碧辉煌的大雄宝殿(1991年5月21日落成开光)、圆通宝殿(1994年6月19日落成开光)、钟楼、鼓楼、客堂、圆悟克勤(1063-1135年，昭觉寺祖师)墓园、照壁。重修了说法堂、山门殿、虔心亭、地藏殿、藏经楼、弥勒殿、观音院、先觉堂、五观堂、大师殿(御书楼)、石佛殿、普同塔院等建筑，恢复了昭觉寺佛学院，古刹面貌一新。红墙碧瓦，绿树掩映，重檐飞翘，斗拱交错，殿宇辉煌，寺院肃穆，香烟缭绕，幢幡飘拂，僧侣信士，摩肩接踵，堪称“川西第一禅林”。

1987年2月，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清定法师被选为常务理事。4月，法师在昭觉寺升座，出任第十七代方丈。6月，四川省佛教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在成都文殊院举行，法师被选为常务理事。

1988年7月，永光法师圆寂，清定法师接任成都市佛教协会会长。8月23日到9月10日，安徽省九华山佛教协会启建地藏法会，法师应邀主讲《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会圆满后，又应上海市佛教协会之邀请，由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九华山佛教协会会长仁德法师陪同，抵沪访问。在沪期间，由上海居士林发起，于9月18日至24日假龙华古刹恭请清定法师宣讲《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每日听众达四五百人。法师还为部分信众传授三皈依法，因缘殊胜，欢喜赞叹!10月，法师回到成都，被选为成都市政协常务委员。

1989年8月下旬，清定法师参加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明旸法师担任团长的赴美弘法团，应美国北加州曼第仙诺县万佛城法界佛教会主席、万佛城总住持宣化法师的邀请，从上海乘飞机前往美国，参加了在万佛城如来寺举行的“三坛大戒”传授仪式，担任羯摩阿闍黎，并登堂说法。传戒结束后 ，又参访了旧金山、洛杉矶的十四座佛寺(其中包括星云大师开创的西来寺)，并谢绝了国外佛教界同仁对他的恳切挽留，于9月14日回国。

1990年9月11日，峨眉山金顶华藏寺隆重举行重建落成典礼暨佛像开光法会，清定法师应邀出席。10月17日至11月6日，四川省佛教协会在新都宝光寺隆重举行第四届传戒法会，清定法师担任羯摩阿闍黎。法师应上海居士林的礼请，在觉园香光堂大殿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居士讲《菩提道次第颂》，传授三皈，并应请担任上海居士林导师。

1991年5月21日，成都昭觉寺万头攒动，佛乐悠扬，隆重举行大雄宝典重建落成暨佛像开光典礼，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发来贺电，隆莲法师、宽霖法师(1905-1999年，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遍能法师（1906-1997年，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等人为典礼剪彩。四川黄埔军校同学会特赠一块巨匾，上书“昭觉重光”，以旌表清定法师这位“披上袈裟的将军”振兴古刹的昭然成绩。

1992年1月，四川省佛教协会在昭觉寺举行第五届传戒法会，清定法师担任戒和尚，竺霞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担任羯摩阿阇黎。9月下旬，三门县高枧乡多宝寺香烟缭绕，幢幡飘拂，钟鼓齐鸣，众诵佛号，隆重举行玉佛开光典礼，由清定法师主持。仪式结束后，法师又为故乡高枧中学新建教学楼落成典礼剪彩。该教学楼共耗资五十五万元，其中法师捐助三十万元。法师还向他曾经工作过的高枧乡卫生院捐款五千元，用于改善该院的医疗条件。

1993年5月24日，成都石经寺隆重举行宗喀巴大师殿落成暨佛像开光典礼，隆莲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清定法师应邀出席。

1994年4月19日，清定法师出任四川省重建彭州市龙兴寺舍利宝塔委员会主任，主持了奠基仪式，并捐款一百万元。该塔传为阿育王所造八万四千塔之一，供奉如来舍利。《彭县志》则记载此塔始建于晋，南北朝至唐宋年间屡次维修。塔体方形，共十七级，高约四十一点五米，青砖垒砌，巍峨壮观。明末塔体四裂，崩坍一面。至民国十一年(1922)，又坠二面，仍巍然不倒，蔚为奇观!重建之塔仿照印度加尔各答金刚塔建造，塔基三十平方米，主塔十八层，高六十米；四方四座陪塔，高二十米，塔面供佛像一千零八十尊，内藏佛教经典。赵朴初居士闻讯，捐款五万元并赠言：“重建龙兴塔是一善举，捐款五万元人民币表示支持。”

清定法师自奉甚俭，弟子给他的供养，他或用于寺庙建设，或用于赈灾济残，并积极资助“希望工程”及社会公益事业，赢得了社会的高度赞誉。成都市二环路建设、府南河整治工程等，法师均率领昭觉寺僧众参与了义捐。他还捐款资助北京亚运会，并应邀出席了亚运会开幕式。

法师在佛教理论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在国内外有较大的影响，是宗教界杰出的代表人士。他爱国爱教，戒行高洁，襟怀坦白，受到四众弟子的普遍敬仰。成都地区及省内外寺院的恢复和重建，他都倾其所有，鼎力支持，功德无量!他在昭觉寺带领僧众显密同修，和合共住，建树了佛界不同教派之间同圆种智，共证菩提的风范。他长期坚持讲经说法，广受好评。他十分关怀僧才培养，亲自担任昭觉寺佛学院院长。

清定法师患病期间，四川省和成都市党政领导及统战部、宗教局负责人都十分关注他的健康，多次上门看望，并组织和安排医学专家精心治疗。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多次亲自打电话询问法师的病情和治疗情况。惜法师年事甚高，体力衰竭，不幸示寂。

1999年7月2日，清定法师追悼大会在昭觉寺藏经楼前举行。中央统战部办公厅、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四川省委办公厅、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均送了花圈。赵朴初会长发来唁电，文云：“惊悉清定大师安祥舍报，寂音传来，曷胜哀悼!上师显学密行，一如仙露明珠；毗尼严净，胜似松风水月。人天眼灭，众生痛失皈依；正觉圆成，法轮务祈常转。惟不舍众生，乘愿再来，不违本誓，回向娑婆。遥仰西天，不尽依依，特电哀唁，谨申追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