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日两国密切交往的时期，史家留墨，诗人歌咏，为源远流长的中日友好关系增添了辉煌的篇章。在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的灿烂群星中，圆仁法师无疑是令人瞩目的一颗明星。

作为日本佛教史上著名的“入唐八家”之一的圆仁(其他七人是最澄、空海、圆珍、圆行、常晓、慧运、宗睿)，俗姓壬生氏，日本桓武天皇延历十三年(794)生于下野都贺郡(今枥木县)。他少年时代出家于故乡大慈寺，其剃度师广智是法门巨匠鉴真(688-763年，为日本律宗始祖，也是日本中医始祖)的徒孙。延历二十四年(805)，日本天台宗始祖最澄(767-822年)从中国返回，在其故乡近江国(今滋贺县)比睿山大煽宗风，十五岁的圆仁即于809年投入最澄门下，勤学苦修，行解并重，成绩卓异。806年，天台宗得到日本朝廷认可，允许从延历二十六年(807)起，每年度“止观”和“遮那照”各一人。弘历三年(813)，十九岁的圆仁以“遮那照”得度，标志着他通过了天台宗高级学位的考核。过了九年，最澄生西，临终时嘱咐其高足圆仁：“为了守护佛法，您一定要渡海赴唐，千难万险亦在所不辞!”最澄示寂后，比睿山设大乘圆顿戒坛，圆仁担任教授师，登坛传宗弘教。

日本承和二年(835)，朝廷组织第十九次遣唐使团(遣唐使是日本政府派遣到唐朝的使节，带有工作人员和入唐求学的僧俗人等)。圆仁牢记恩师遗言，携带延历寺未决的天台宗教义三十条以“请益僧”(请益僧是指已学有专长，带着疑难问题入唐请教的僧人，类似我国今天的出国进修人员，其地位高于留学僧)的身份加入遣唐使团。

这是日本最后一次遣唐使团，使节是藤原常嗣，四艘船全部人员共六百五十人左右。首次横渡东海是837年8月3日，从博多起程不久，就遇上了台风季节的暴风雨，第三号船罹难，一百四十人仅生还二十余人。日本真言宗请益僧真济侥幸逃生，惊悸万分!中途退出了遣唐使团。第二次渡海是838年8月15日，又遇逆风，三艘大船全被吹回毁坏。这两次打击，使一些人失去了信心，副使小野篁称病不想再干了。相比之下，圆仁就勇敢得多。为了追求真理，他百折不挠，不愧是大和民族的脊梁!

839年7月12日，他们开始了第三次横渡。一行不足四百人分乘三艘大船，从博多(今福冈粕屋郡志贺岛)起锚。圆仁被安排在大使所在的一号船，途中三艘船漂流失散。一号船于7月30日抵达今江苏扬州海陵县桑田乡东梁丰村。8月23日，四号船(三号船在首次渡海中毁坏)带着斑斑伤痕艰难地驶抵海陵县岸边。9月16日，二号船也终于抵达海州(今江苏灌云县)沿岸。

圆仁在扬州住了半年，挂单于开元寺，从沙门宗睿学习梵文，又从全雅受密宗灌顶及两部曼荼罗、诸尊仪轨、佛舍利等。半年后，因唐文宗李昂未准许圆仁等请益僧去天台山求法，按计划，他应同遣唐使一道返国。圆仁由于未达到入唐求法的目的，心有不甘。回国途中，船至登州(今山东牟平)赤山湾(今名石岛湾)，遇大风暴雨，触礁搁浅，破损严重，不得不上岸修理。圆仁及其徒惟正、惟晓、行者(寺院中服杂役而未剃发出家的男人)丁雄万即于此时脱离遣唐使团，暂栖赤山法华院(故址在今山东荣城市石岛镇西车村红门峰下)。

法华院属天台宗，为新罗(今朝鲜的一部分)重臣张保皋所建(据《新唐书·东夷传》)。当时寺内有新罗僧人二十余名，其中有一人法名信惠，到过日本，通晓朝、中、日三国语言。他给圆仁但任翻译，消除了语言上的隔阂，使圆仁与朝鲜僧侣的往来十分方便。

当时法华院尚实行初期禅林“上下均力”的“普请”制度。圆仁在其名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中写道：法华院每至收蔓菁(即芜菁，俗称大头菜)、萝卜的季节，寺中上座等职事人员尽出拣叶。如库房无柴，院内僧人尽出担柴。其余耕作采茶等劳动均不分贵贱，集体作务，佛教大家庭的气氛十分浓郁!可惜这种农禅结合，上下平等的优良传统，唐以后逐渐被冷落了下去。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描绘法华院：冬诵《法华经》(天台宗也称法华宗)，夏讲八卷《金光明经》，长年讲之。南北有岩，岭水通院庭，从西而东流。东方望海远开，南西北(三)方连峰作壁，但坤(西南方)斜下耳。赤山浦东南涉少海，有岛屿，东岸接连(处)是吴干将作剑处，时人唤为莫耶(邪)岛。讲经时，“讲师登座讫，一僧作梵，即‘云何于此经’等一行偈，至‘愿佛开微密’句，大众同唱云：戒香、定香、解脱香等颂。讲讫，讲师下座。一僧唱处世界如虚空偈，音势颇似本国。

圆仁在法华院期间，听说著名的天台宗座主志远法师在五台山弘扬天台教义，于是他决定改变初衷，不去 浙江天台山而往朝山西五台山。唐文宗开成五年(840)3月，圆仁与其徒惟正、惟晓等人离开法华院，院主法清法师亲自把他们送到一百三十华里外的文登县，依依惜别!圆仁一行经青州(今山东益都)、淄州(今淄博市)、齐州(今济南市)、德州、唐州、冀州(今河北冀县)、赵州(今赵县)、镇州，于六月二日抵达五台山，在志远门下研习天台宗教义。两个月后的八月八日，他离开五台山，经并州(今太原市)、汾州(今山西汾阳)、晋州(今平阳)、蒲州(今永济)、同州(今陕西大荔)于九月十九日行至长安，奉敕居住在左街崇仁坊的资圣寺，一住近五载。初拜大兴善寺元政阿闍黎学金刚界大法。唐武宗李炎会昌元年(841)，又从青龙寺义真习胎藏界法并蒙灌顶，再随元法寺法全受传仪轨，依醴泉寺宗颖修习止观，实现了多年的求法夙愿。

“会昌法难”中，圆仁也深罹其厄。他最赏识的弟子惟晓于会昌三年(843)八月初圆寂，葬于长安春明门外的镇国寺附近(今西安市东郊皇甫庄一带)。圆仁本人因无唐祠部牒，被“勒令还俗，遽归本国”。他对武宗皇帝异常痛恨!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对李炎的毁法大加抨击!

圆仁假装还俗，会昌五年(845)六月五日，他离开长安。与他交情深厚的诗僧栖白(生卒年不详)作诗相赠，诗名《送圆仁三藏归日本国》：

家乡临晚日，海路信归桡。

树灭浑无岸，风生只有潮。

岁穷程未尽，天末国仍遥。

已入闽王梦，香花境外邀。

五十一岁的圆仁离开长安后，行脚历经洛阳、郑州、汴州(今河南开封)、泗州(今安徽泗县)、扬州、楚州(今江苏淮安)、海州、密州(今诸城、胶南一带)、登州，欲重返赤山法华院，再以此为基地寻觅回日本的船只。然而，法华院已在“会昌法难”中被拆毁，面对着废墙残瓦，荒草萋萋，圆仁怅惘不已!只得在寺庄找了一间房住下，又寻着已还俗的信惠，仍请他作翻译。

经过两年多的周折，唐宣宗李忱大中元年(847)九月底，圆仁终于携带着在长安和各地求得的经论章疏五百八十五部，七百九十四卷，以及胎藏、金刚两部曼陀罗，诸尊檀样、高僧真影等法物共五十九种，在赤山浦搭乘新罗海船越洋东归，十月三十日始抵日本博多。

圆仁归国后，驻锡比睿山，在山中设灌顶台并建造根本观音堂、法华总持院，大力弘扬天台宗和密宗，还在“常行三昧堂”提倡净土念佛法门。他继承最澄遗志，宣扬大乘戒律，使日本天台宗获得很大的发展。日本嘉祥五年(848)，他被日本朝廷授予传灯大师法位。仁寿四年(854)，荣任日本第三代天台宗座主。日本佛教学者认为，圆仁归国后的十六年，是其一生中的巅峰时期。

圆仁的著作，除前已述之《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外，尚有《金刚顶经疏》、《苏悉地经略疏》、《显扬大戒论》等十余部佛经疏论。

公元864年2月24日，圆仁坐化于比睿山，世寿七十一岁。日本朝廷为其建墓塔于比睿山，清和天皇赐谥“慈觉大师”。圆仁的署名状，今藏日本园城寺。兼胤书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年代最早的古本，现存安藤家。上述二物，均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宝。兵库一乘寺和五岛美术馆所藏的圆仁画像，则被日本政府列为重要文物。

圆仁在唐九年，足迹遍及今天的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安徽七省，经历了文宗、武宗、宣宗三朝。他用日记体裁记述了这九年的见闻经历，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该书用汉文写成，虽非逐日记录，但按日分则，共六百零一则，约八万字，分为四卷。它如实记载了唐代的地理人情、风俗制度、政治宗教、社会经济、平民生活、中日关系、寺院状况等等，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极为珍贵的史籍。如晚唐武宗时大宦官仇士良的垮台，该书记载就比正史明晰。又如当时长安盛行的“俗讲”(指僧侣对俗人讲说通俗故事以宣扬佛法的一种民间文学形式，与之相对的是法师在寺院正式讲经的“僧讲”)，该书也屡屡提及。如：“开成六年(841)正月九日(此为阴历)五更时拜南郡了，早朝归城，幸在丹凤楼，改年号，改开成六年为会昌元年。乃敕于左、右街七寺开‘俗讲’，左街四处：此资圣寺，令云花寺赐紫大德海岸法师讲《华严经》……从太和九年(853)以来废讲，今上新开，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十五日罢……九月一日，敕两街诸寺开‘俗讲’……”、“会昌二年(842)正月一日……诸寺开‘俗讲’……五月，奉敕开‘俗讲’，两街各五座。”所以，日本人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誉为“东洋学界至宝”，是有道理的。

在圆仁之前的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十年(646)，由玄奘法师口授，辩机缀文的《大唐西域记》成书。在圆仁之后的元初，由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记录整理的《马可·波罗行记》成书。这两部名著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被国外学者誉为“古代东方三大游记”，具有不朽的学术价值!但是，《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行记》都是由旁人记录整理成书，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却是由作者本人亲笔写成。在这一点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比《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行记》略胜一筹。

日本学者对圆仁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人炫目的成绩。1964年圆仁逝世一千一百周年时，日本学术界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许多学者都撰写了论文或纪念文章。

欧美学术界对圆仁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亦相当重视。美国东方学者、五十年代中期担任驻日大使的赖肖尔曾对《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作了英译“Reischauer: Dnnins Diary 1955”；又，“En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 1955”。

然而在我国，知道圆仁这位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异域高僧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这部世界名著的人甚少，更不用说写出国际水平的研究论文了。这是令中华子孙十分尴尬的事，此种冷落佛教文化事业的状况亟需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