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刊主页1999年度第五期日本高僧圆仁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日本高僧圆仁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李豫川

唐代是中日两国密切交往的时期,史家留墨,诗人歌咏,为源远流长的中日友好关系增添了辉煌的篇章。在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的灿烂群星中,圆仁法师无疑是令人瞩目的一颗明星。

作为日本佛教史上著名的“入唐八家”之一的圆仁(其他七人是最澄、空海、圆珍、圆行、常晓、慧运、宗睿),俗姓壬生氏,日本桓武天皇延历十三年(794)生于下野都贺郡(今枥木县)。他少年时代出家于故乡大慈寺,其剃度师广智是法门巨匠鉴真(688-763年,为日本律宗始祖,也是日本中医始祖)的徒孙。延历二十四年(805),日本天台宗始祖最澄(767-822年)从中国返回,在其故乡近江国(今滋贺县)比睿山大煽宗风,十五岁的圆仁即于809年投入最澄门下,勤学苦修,行解并重,成绩卓异。806年,天台宗得到日本朝廷认可,允许从延历二十六年(807)起,每年度“止观”和“遮那照”各一人。弘历三年(813),十九岁的圆仁以“遮那照”得度,标志着他通过了天台宗高级学位的考核。过了九年,最澄生西,临终时嘱咐其高足圆仁:“为了守护佛法,您一定要渡海赴唐,千难万险亦在所不辞!”最澄示寂后,比睿山设大乘圆顿戒坛,圆仁担任教授师,登坛传宗弘教。

日本承和二年(835),朝廷组织第十九次遣唐使团(遣唐使是日本政府派遣到唐朝的使节,带有工作人员和入唐求学的僧俗人等)。圆仁牢记恩师遗言,携带延历寺未决的天台宗教义三十条以“请益僧”(请益僧是指已学有专长,带着疑难问题入唐请教的僧人,类似我国今天的出国进修人员,其地位高于留学僧)的身份加入遣唐使团。

这是日本最后一次遣唐使团,使节是藤原常嗣,四艘船全部人员共六百五十人左右。首次横渡东海是837年8月3日,从博多起程不久,就遇上了台风季节的暴风雨,第三号船罹难,一百四十人仅生还二十余人。日本真言宗请益僧真济侥幸逃生,惊悸万分!中途退出了遣唐使团。第二次渡海是838年8月15日,又遇逆风,三艘大船全被吹回毁坏。这两次打击,使一些人失去了信心,副使小野篁称病不想再干了。相比之下,圆仁就勇敢得多。为了追求真理,他百折不挠,不愧是大和民族的脊梁!

839年7月12日,他们开始了第三次横渡。一行不足四百人分乘三艘大船,从博多(今福冈粕屋郡志贺岛)起锚。圆仁被安排在大使所在的一号船,途中三艘船漂流失散。一号船于7月30日抵达今江苏扬州海陵县桑田乡东梁丰村。8月23日,四号船(三号船在首次渡海中毁坏)带着斑斑伤痕艰难地驶抵海陵县岸边。9月16日,二号船也终于抵达海州(今江苏灌云县)沿岸。

圆仁在扬州住了半年,挂单于开元寺,从沙门宗睿学习梵文,又从全雅受密宗灌顶及两部曼荼罗、诸尊仪轨、佛舍利等。半年后,因唐文宗李昂未准许圆仁等请益僧去天台山求法,按计划,他应同遣唐使一道返国。圆仁由于未达到入唐求法的目的,心有不甘。回国途中,船至登州(今山东牟平)赤山湾(今名石岛湾),遇大风暴雨,触礁搁浅,破损严重,不得不上岸修理。圆仁及其徒惟正、惟晓、行者(寺院中服杂役而未剃发出家的男人)丁雄万即于此时脱离遣唐使团,暂栖赤山法华院(故址在今山东荣城市石岛镇西车村红门峰下)。

法华院属天台宗,为新罗(今朝鲜的一部分)重臣张保皋所建(据《新唐书·东夷传》)。当时寺内有新罗僧人二十余名,其中有一人法名信惠,到过日本,通晓朝、中、日三国语言。他给圆仁但任翻译,消除了语言上的隔阂,使圆仁与朝鲜僧侣的往来十分方便。

当时法华院尚实行初期禅林“上下均力”的“普请”制度。圆仁在其名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中写道:法华院每至收蔓菁(即芜菁,俗称大头菜)、萝卜的季节,寺中上座等职事人员尽出拣叶。如库房无柴,院内僧人尽出担柴。其余耕作采茶等劳动均不分贵贱,集体作务,佛教大家庭的气氛十分浓郁!可惜这种农禅结合,上下平等的优良传统,唐以后逐渐被冷落了下去。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描绘法华院:冬诵《法华经》(天台宗也称法华宗),夏讲八卷《金光明经》,长年讲之。南北有岩,岭水通院庭,从西而东流。东方望海远开,南西北(三)方连峰作壁,但坤(西南方)斜下耳。赤山浦东南涉少海,有岛屿,东岸接连(处)是吴干将作剑处,时人唤为莫耶(邪)岛。讲经时,“讲师登座讫,一僧作梵,即‘云何于此经’等一行偈,至‘愿佛开微密’句,大众同唱云:戒香、定香、解脱香等颂。讲讫,讲师下座。一僧唱处世界如虚空偈,音势颇似本国。

圆仁在法华院期间,听说著名的天台宗座主志远法师在五台山弘扬天台教义,于是他决定改变初衷,不去 浙江天台山而往朝山西五台山。唐文宗开成五年(840)3月,圆仁与其徒惟正、惟晓等人离开法华院,院主法清法师亲自把他们送到一百三十华里外的文登县,依依惜别!圆仁一行经青州(今山东益都)、淄州(今淄博市)、齐州(今济南市)、德州、唐州、冀州(今河北冀县)、赵州(今赵县)、镇州,于六月二日抵达五台山,在志远门下研习天台宗教义。两个月后的八月八日,他离开五台山,经并州(今太原市)、汾州(今山西汾阳)、晋州(今平阳)、蒲州(今永济)、同州(今陕西大荔)于九月十九日行至长安,奉敕居住在左街崇仁坊的资圣寺,一住近五载。初拜大兴善寺元政阿闍黎学金刚界大法。唐武宗李炎会昌元年(841),又从青龙寺义真习胎藏界法并蒙灌顶,再随元法寺法全受传仪轨,依醴泉寺宗颖修习止观,实现了多年的求法夙愿。

“会昌法难”中,圆仁也深罹其厄。他最赏识的弟子惟晓于会昌三年(843)八月初圆寂,葬于长安春明门外的镇国寺附近(今西安市东郊皇甫庄一带)。圆仁本人因无唐祠部牒,被“勒令还俗,遽归本国”。他对武宗皇帝异常痛恨!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对李炎的毁法大加抨击!

圆仁假装还俗,会昌五年(845)六月五日,他离开长安。与他交情深厚的诗僧栖白(生卒年不详)作诗相赠,诗名《送圆仁三藏归日本国》:

家乡临晚日,海路信归桡。

树灭浑无岸,风生只有潮。

岁穷程未尽,天末国仍遥。

已入闽王梦,香花境外邀。

五十一岁的圆仁离开长安后,行脚历经洛阳、郑州、汴州(今河南开封)、泗州(今安徽泗县)、扬州、楚州(今江苏淮安)、海州、密州(今诸城、胶南一带)、登州,欲重返赤山法华院,再以此为基地寻觅回日本的船只。然而,法华院已在“会昌法难”中被拆毁,面对着废墙残瓦,荒草萋萋,圆仁怅惘不已!只得在寺庄找了一间房住下,又寻着已还俗的信惠,仍请他作翻译。

经过两年多的周折,唐宣宗李忱大中元年(847)九月底,圆仁终于携带着在长安和各地求得的经论章疏五百八十五部,七百九十四卷,以及胎藏、金刚两部曼陀罗,诸尊檀样、高僧真影等法物共五十九种,在赤山浦搭乘新罗海船越洋东归,十月三十日始抵日本博多。

圆仁归国后,驻锡比睿山,在山中设灌顶台并建造根本观音堂、法华总持院,大力弘扬天台宗和密宗,还在“常行三昧堂”提倡净土念佛法门。他继承最澄遗志,宣扬大乘戒律,使日本天台宗获得很大的发展。日本嘉祥五年(848),他被日本朝廷授予传灯大师法位。仁寿四年(854),荣任日本第三代天台宗座主。日本佛教学者认为,圆仁归国后的十六年,是其一生中的巅峰时期。

圆仁的著作,除前已述之《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外,尚有《金刚顶经疏》、《苏悉地经略疏》、《显扬大戒论》等十余部佛经疏论。

公元864年2月24日,圆仁坐化于比睿山,世寿七十一岁。日本朝廷为其建墓塔于比睿山,清和天皇赐谥“慈觉大师”。圆仁的署名状,今藏日本园城寺。兼胤书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年代最早的古本,现存安藤家。上述二物,均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宝。兵库一乘寺和五岛美术馆所藏的圆仁画像,则被日本政府列为重要文物。

圆仁在唐九年,足迹遍及今天的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安徽七省,经历了文宗、武宗、宣宗三朝。他用日记体裁记述了这九年的见闻经历,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该书用汉文写成,虽非逐日记录,但按日分则,共六百零一则,约八万字,分为四卷。它如实记载了唐代的地理人情、风俗制度、政治宗教、社会经济、平民生活、中日关系、寺院状况等等,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极为珍贵的史籍。如晚唐武宗时大宦官仇士良的垮台,该书记载就比正史明晰。又如当时长安盛行的“俗讲”(指僧侣对俗人讲说通俗故事以宣扬佛法的一种民间文学形式,与之相对的是法师在寺院正式讲经的“僧讲”),该书也屡屡提及。如:“开成六年(841)正月九日(此为阴历)五更时拜南郡了,早朝归城,幸在丹凤楼,改年号,改开成六年为会昌元年。乃敕于左、右街七寺开‘俗讲’,左街四处:此资圣寺,令云花寺赐紫大德海岸法师讲《华严经》……从太和九年(853)以来废讲,今上新开,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十五日罢……九月一日,敕两街诸寺开‘俗讲’……”、“会昌二年(842)正月一日……诸寺开‘俗讲’……五月,奉敕开‘俗讲’,两街各五座。”所以,日本人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誉为“东洋学界至宝”,是有道理的。

在圆仁之前的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十年(646),由玄奘法师口授,辩机缀文的《大唐西域记》成书。在圆仁之后的元初,由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记录整理的《马可·波罗行记》成书。这两部名著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被国外学者誉为“古代东方三大游记”,具有不朽的学术价值!但是,《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行记》都是由旁人记录整理成书,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却是由作者本人亲笔写成。在这一点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比《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行记》略胜一筹。

日本学者对圆仁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人炫目的成绩。1964年圆仁逝世一千一百周年时,日本学术界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许多学者都撰写了论文或纪念文章。

欧美学术界对圆仁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亦相当重视。美国东方学者、五十年代中期担任驻日大使的赖肖尔曾对《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作了英译“Reischauer: Dnnins Diary 1955”;又,“En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 1955”。

然而在我国,知道圆仁这位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异域高僧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这部世界名著的人甚少,更不用说写出国际水平的研究论文了。这是令中华子孙十分尴尬的事,此种冷落佛教文化事业的状况亟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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