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刊主页1999年度第四期玄奘在印度
 

玄奘在印度

李豫川

“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在我国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了。那么,历史上的唐僧———玄奘,又是怎样在西天——印度取经的呢?

这位初唐著名的佛学家、翻译家和旅行家,俗姓陈,本名祎,生于隋文帝杨坚开皇二十年(600),为东汉公正廉明的名臣陈寔(104—187年)之后,世居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县南)。其曾祖陈钦,曾作过南北朝时期东魏(534—550年)的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太守。祖父陈康,为北齐(550—577年)国子博士。父亲陈慧,博通经术,潜心儒学,身长八尺,眉清目秀,隋初曾为湖北江陵县令,为官清廉,大业末年(约610年后)挂冠而去,隐居以终。其兄陈素,相貌堂堂,风姿逸秀,早年出家,住在东都(隋唐时代以长安为西都,以洛阳为东都)净土寺,即长捷法师也,以讲经说法闻名于世。

陈祎的外貌和形格,都酷似其父;而眉目疏朗,相貌庄严,还要超过他的父亲。他幼年家境贫寒,少罹穷困,然聪明绝顶,悟力特强,深得其父钟爱。他八、九岁时,就开始攻读古代的经典。平时在家里埋头用功,不大出来与其他儿童玩耍。即使外面鼓乐喧天,歌舞动地,他也难得出来一次看热闹,可见其潜心向学之性格。

陈祎十一岁即能诵《维摩诘所说经》、《妙法莲华经》。隋炀帝杨广大业十年(614),朝廷敕东都洛阳度僧二十七名,举行公开考试。当时陈祎才十四岁,加之读经时间太短,没有被录取。他惆怅地徘徊在公门旁边,被主考官、大理寺卿郑善果看见,问他为什么要出家?他回答道:“我要远绍如来,近光遗法。”郑善果本来就欣赏他的端丽相貌,又听到他要继承释迦的事业、弘扬世尊的遗教,十分惊佩他的远大志向,乃破格将其录取。

玄奘在净土寺跟景法师学《大般涅槃经》,从严法师学《摄大乘论》,兴趣极为浓厚。由于他一听就懂,再看一遍就全部记得,很使大家惊佩!这时他虽然甫满十五岁,即已崭露头角,初树声望。

大业末年,兵乱饥荒。玄奘与其兄长捷法师前往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驻锡庄严寺。当时名僧多聚集于巴蜀一隅之地,他俩便同赴成都。在那里听宝暹(音xiān)法师讲《摄大乘论》,道基法师(?—637年)讲《杂阿毗昙心论》,惠振法师讲《阿毗昙八犍度论》。数年间究通诸部,声誉大著。道基法师时常感叹:“余少游讲肆多矣,未见少年神悟若斯人也!”于是众皆呼其为“神人”。

唐高祖李渊武德五年(622),二十二岁的玄奘在成都城南空慧寺(即东晋慧远之弟慧持入蜀所建之金渊精舍。晚唐宣宗大中元年改名圣寿寺,明代改名石犀寺,清初毁于兵燹,故址在今成都西胜街)受具足戒。

武德七年(624),玄奘离开生活了约七年的成都,沿长江东下参学。他先到荆州(今湖北江陵)天皇寺,讲《摄大乘论》、《杂阿毗昙心论》。荆楚一带的名僧闻风来聚,甚至连六十高龄的大德智琰法师也对他执礼甚恭。讲毕即往赵州(今河北赵县),从道深法师学《成实论》。继赴邺中(今河南安阳)听慧休法师(?—629年)讲《摄大乘论》、《杂阿毗昙心论》,首尾达八月之久。慧休法师“惊异绝叹,抚掌而嗟曰:‘希世若人,尔其是也!’”(见唐·释道宣撰《续高僧传·卷四》)

太宗李世民贞观元年(627),二十七岁的玄奘回到长安,从道岳法师(568—636年)、法常法师(567—645年)、僧辩法师(568—642年)诸人研习《阿毗达摩俱舍论》、《摄大乘论》;从玄会法师(582—640年)研习《大般涅槃经》。很快就通晓各家学说,名震京华,被誉为佛门“千里驹”。仆射萧瑀敬佩其人,奏请令他住持庄严寺,但遭到了玄奘法师的婉辞。

隋唐时代,佛教大盛。但当时许多佛经都是由西域人和中国人合作翻译的,由于语言上的隔阂和对佛教教义理解的不同,大部分经卷都经不起推敲。玄奘法师二十年来参学于中土各地,深感师辈们各擅宗派,义旨有殊,考验经典,亦不尽同。尤其是当时流行的《摄大乘论》、《瑜伽师地论》两家有关法相之说不能统一。“尝谓翻译者多讹谬,故就西域,广求异本, 以参验之。”他意识到过去在翻译上,辞不达意处一定很多。因想,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要解决这些疑问,求得正确理解,不到印度去研究,是很难达到目的的。同时,他很想得到一套总赅三乘学说的《瑜伽师地论》全本,以求会通一切,于是决心去天竺(今印度)求法。然而,唐初出国之禁很严,他正式上表请求去西域,未得准许,只得先做准备(如学梵文),等待时机。

贞观三年(629)秋,陕西、甘肃地区发生霜灾,朝延下诏准许僧俗到丰收地区就食。二十九岁的玄奘得便西行,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抵达中外通商要地凉州(今甘肃武威)。应当地人士邀请,讲《大般涅槃经》、《摄大乘论》、《般若波罗蜜经》月余。西域各国的商人参加听讲的很多。回去之后,便将玄奘求法之事向各地宣传。此后,法师潜行至瓜州(今甘肃敦煌),得胡人石槃陀导送,夜渡疏勒河。于此与石槃陀相别,开始了孑然一身的寂寞孤行。

玄奘寻着骨堆、马粪前行,过玉门关外五烽、越莫贺延大戈壁。但见天苍苍,野茫茫,上无飞鸟, 下无走兽,连水也难觅。经过十天艰苦卓绝的跋涉,才走出八百里流沙,到达伊吾(今新疆哈密一带)。停留十数日后,崇信佛法的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盆地一带)国王曲文泰得知,遣使持敕往迎,崇敬备至,延留法师于高昌安居,并请他长住此地,讲经说法。玄奘以求法事大,坚决不允,且绝食三日,以明心志。曲文泰见状,知不可强留供养,只得为法师准备行装,挑选了四个侍者,以及黄金白银礼品等,出城远送数十里,洒泪执足,互道珍重而别。

当时西突厥叶护可汗势力遍及大雪山以北各地,倘去天竺,则必需叶护的协助。因此,曲文泰特敕殿中侍御史欢信,赍绫绢五百匹、从骑六十人,护送玄奘法师至叶护可汗处。

玄奘一行离开高昌后,过屈支(今新疆库车)诸国,翻越天山,到达素叶城,与叶护可汗相见。凭着叶护可汗致所经各小国国君的信件和陪送的使者,玄奘法师较为顺利地经过笯赤建等十国,越大雪山(兴都库什山),直抵邻近北印度的迦毕式国(今阿富汗卡非里斯坦全部及葛尔班得、彭赤什尔两河流域)。再从此东行,进入古印度北境。

当时的古印度境内,小国林立。玄奘法师渡过印度河,至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斯利那加一带地区),停留两年,跟七十余岁的著名法师法称学习《俱舍论》、《顺正理》、《大毗婆沙》及《因明》(印度逻辑学)、《声明》(印度语言文字学),并到处观瞻圣迹。此地有重视学术的传统,有九十六万字的佛教经典论文刻在赤铜上保存下来,这使玄奘十分欣慰!

两年后,玄奘法师离开迦湿弥罗国,赴磔迦国(今巴基斯坦旁遮普西部阿萨路尔一带地区)。他们二十余人在波罗奢大森林中结伴而行,途中遇到五十多个强盗、将他们的衣物资财劫夺净尽,还想将他们都杀死。幸得当地村民救助,方得幸免。同行的人个个悲泣。惟玄奘法师欢笑如常。众人惊异,问法师为何不悲伤?法师答:“人生之贵,莫过生命;生命既存,他何所忧?我国书曰:‘天地之大宝曰生’,大宝既在,小小的衣物资财又算得了什么呢?”说得众人即时转悲为喜。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玄奘法师胸怀磊落宽广,非一般人所能及。

次日,他们抵达磔迦国东境一大城,在该地的大庵罗林中,遇一传说已七百岁的老婆罗门,据云,系龙树的徒孙,身材魁梧,学问渊博,精通《经百论》、《广百论》、《中论》及外道(婆罗门教)经典《吠陀》等书,乃停留一月,从其学之。然后从此东行五百余里,至那仆底国(今印度费罗兹普尔地区)。此地有位调伏光法师,原为北印度王子,学问极深,著有《五蕴论释》、《唯识三十论释》。玄奘决定停留于此十四个月,从其学《阿毗达摩杂集论》、《阿毗达摩藏显宗论》、《因明正理门论》等。再东至阇烂达罗国(今印度东北境的贾朗达尔地区)那伽罗寺,向月胄论师学《阿毗达摩品类足论》,后至禄勒那国(今印度罗塔克以北地区),从阇那崛多大德学经量部的根本论著——《众事分毗婆沙》(今已不存)达四月之久。又跟德光法师的弟子,时年九十的密多犀那学《辩真论》(该书为说一切有部的根本典籍)。

又经秣兔罗国(今印度北方邦的马土腊)、劫比他国(今北印的萨姆基萨)至羯若鞠阇国(今印度中部的卡瑙季),初次见到了大力支持佛教的戒日王(590-647年)。再往东南行二千余里,经过四国,顺歹克伽河(今恒河)而下时,又遇到凶恶的强盗。玄奘法师因长得俊秀,被执去准备活杀祭天。万分危急之际,同舟诸人,齐声痛哭,黑风四起,折树飞沙,河流涌浪,船舫漂覆。强盗们吓得大惊失色,急忙问大家:“这和尚是哪里来的?”众人据实相告,并警告强盗,“若杀死他,得无量罪!”强盗们听了,马上改容谢罪。释放了玄奘法师。

九死一生后的玄奘,经过恒河与朱木那河交汇处的憍赏弥国(今柯萨姆地区),到达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一带),瞻仰了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腊伐尼林等圣迹。再东行七百里,至拘尸那揭罗国(今印度北部戈拉克普尔东面的卡西亚地区),瞻仰了释迦牟尼寂灭之地——婆罗大林。继往西南大森林中行七百余里,抵达婆罗痆斯国(今北印恒河左岸瓦腊纳西一带)。瞻仰了释迦牟尼成道后最初说法的鹿野苑伽蓝。后顺恒河东下千里,到达毗舍离城(今印度比哈尔邦穆查发浦尔),瞻仰了以耶舍为首的诸长老比丘召集七百比丘审定律藏的第二次结集遗址。

随后从毗舍离城南渡恒河,到达摩揭陀国(今比哈尔邦南部),巡礼了国都华氏城(今邦首府巴特那)、伽耶城、王舍城(今底赖耶,周围有灵鹫五山,为释迦牟尼传教的中心地区之一),竹林精舍、迦叶尊者召集五百比丘举行第一次结集(上座部结集)处及大众部结集处等圣迹,最后抵达那烂陀寺(在今巴腊贡地方)。僧侣一千三百人擎舆幢盖香花来迎、其中二十人引他去参见主持戒贤法师。时为贞观七年(633),玄奘法师三十三岁。

那烂陀寺是当时印度最大的寺院,亦是当时印度最大的佛教研究中心。寺中,“僧徒主客,常有万人”,大、小乘佛教的精华,几乎都聚集在这里。戒贤法师很为玄奘冒九死一生的艰险、为追求真理而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感动。他已年逾百岁,很少讲学,却破例为玄奘精心讲授了大乘佛教中最玄奥、而且几乎无人能解的一部“百科全书”——《瑜伽师地论》。历时一年零五个月始讲毕,同听者数千人。

玄奘法师在寺内,被尊为通三藏的“十德”之一,享受上宾礼遇。他除听戒贤论师讲《瑜伽师地论》三遍外,还听其他法师讲《顺正理》、《显扬》、《阿毗达摩杂集论》各一遍、《因明》、《声明》、《集量》诸论各二遍,《中论》、《百论》各三遍。至于《阿毗达摩俱舍论》、《大毗婆沙论》、《六足》诸论,他先前已听讲过,至此更披寻决疑。同时兼学婆罗门《声明记论》。如此历时五年,即贞观八年至十二年(634—638)。

其后,玄奘法师为了更广泛地参学,乃离寺南游,经伊烂拏国(今比哈尔邦孟吉尔地区),从怛他揭多毱多和羼底僧诃二大德学《大毗婆沙论》、《顺正理》等论一年。再穿过羯罗拏国(今巴拉布姆地区)、乌荼国(今奥里萨),至憍萨里国(今那格普尔一带),停留一月余,从一个善解因明的婆罗门(意为“清净”,古印度第一种姓,为一切知识的垄断者)学《集量论》。从此进入南印度境,经案达罗国至驮那羯磔迦国,跟苏部底、苏利耶二僧学小乘大众部根本阿毗达摩等论达数月之久,二僧亦向玄奘学大乘诸论。继过珠利耶国至达罗毗荼国,于建志城逢僧伽罗国(今斯里兰卡)大德觉自在云和无畏牙,就向他俩询问《瑜伽要文》及僧伽罗国佛教情况。再穿过摩诃剌他国(今印度中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渡印度河,至钵伐多罗国(今旁遮普邦),于此停留两年,研习《正量部根本阿毗达摩》、《摄正法》、《成实论》等。然后回到那烂陀寺,参见戒贤法师后,听说寺西有个出家大德名般若跋陀罗的,学问很好,乃持萨婆多部三藏及《因明》、《声明》诸论向其咨询所疑两月。再赴杖林山,从胜军居士学《唯识抉择论》、《成无畏论》、《庄严经论》、《意义论》、《不住涅槃》、《十二因缘》诸论,并询问瑜伽,因明诸疑,首尾达二年之久。如此在各地游历参学,前后四年,即贞观十二年(639)至十六年(642)。

玄奘法师回到那烂陀寺后,应戒贤论师之嘱,为大众讲《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并沟通了当时大乘学说中“瑜伽”、“中观”两派的论争,著《会宗论》三千颂(惜今已佚)。由于他综摄各师所长,学识并世无双,得到戒贤论师和诸大德的赞许,当即刊布流通。

其时印度有一“顺世外道”。认为世界由地、火、水、风四种物质元素组成,否认有脱离身体的灵魂以及死后世界、轮回、报应、解脱等。他们来到那烂陀寺,要求辩论,“书四十条义悬于寺门,若有屈者斩首相谢。”一连几天,无人应战。玄奘法师乃挺身而出,勇敢地接受了挑战,运用数论派哲学原理滔滔雄辩,理论缜密,驳得他们哑口无言,“神理俱丧,溘然潜伏”。他又应戒日王的请求,拟折服南印度正量部论师般若毱多《破大乘论》的异说,著《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今已佚,或谓《真唯识量》系此论之别本)。戒贤法师和诸大德看后,“咸曰:‘斯论穷天下之勍(劲)寇也,何敌当之?!”(引文均见《续高僧传·卷四》)

至此,玄奘法师在印度已学有大成,被公认为佛学界的权威。他很想回国弘通,得到戒贤论师的赞许,并为之装点行装,付给经论。正在这时,东印迦摩缕多国(今阿萨姆邦)国王拘摩罗再三遣使迎请玄奘前往弘扬佛法,他遂赴该国月余,造《三身论》三百颂以赠拘摩罗。

适值戒日王又遣使来请玄奘法师参加辩论法会,拘摩罗就命象军二万,船三万,护送法师至羯朱祗罗国(今恒河以北的拉杰马哈尔地区),遇着戒日王。当时印度的宗教十分繁杂,即使佛教内部也派别众多,各树一帜。各教派之间,经常进行辩论。玄奘法师是信仰大乘佛教的,自然要维护大乘教义。他以自己博学多识,辩才无碍的声望,应邀参加过各种辩论法会。其中最大的一次,就是这年(642)由印度历史上著名的戒日王专为他在首都曲女城(今加瑙吉市)主持召开的。

这次法会极为隆重,戒日王邀请了十八国的国王莅临听法。同时召集了东、西、南、北、中五印度沙门三千余人。那烂陀寺僧千余人,婆罗门及“尼乾外道”二千余人前来参加辩论。这些人都是博蕴文义,能言善辩的一时俊彦。而远近前来观礼的人,更是人山人海。会场上象、舆、幢、幡峨峨环绕,云蒸霞蔚,充塞数十里间,其盛况可以想见!

大会仪式开始后,玄奘法师登上富丽堂皇的论坛宝座。戒日王恭请法师为论主,称扬大乘教义。法会以玄奘所著《会宗论》、《制恶见论》的论点标宗,任人难破。但十八天的法会完了,没有一人提出异议。玄奘法师终于得到了大、小乘佛教徒的一致推崇,大乘教徒尊他为“大乘天”(即“大乘的神”);就连在法会上与他辩论最激烈的小乘教徒,也不得不折服在其脚下,尊他为“解脱天”(即“解脱的神”)。

一位中国的学者,以如此渊博的才识,在印度的论坛上取得了如此眩目的成就,使在座的数千法师为之折服,这极大地震惊了印度佛教界。它不仅标志着中华佛学已超越印度,而且还标志着玄奘法师已成为世界佛学发展到最高峰的首屈一指的集大成者。这在世界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曲女城大法会被作为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而载入印度的史册。

嗣后,玄奘法师又参加了在钵罗、耶伽两河之间举行的五年一次的无遮大法会,这才辞别戒日王,携带着佛骨舍利 、金银佛像和六百多部梵文佛经,启程东归。在口旦叉始罗国过印度河时,风浪大作,船倾欲覆,守经者惶惶堕水,失掉梵本五十夹及一些印度花种。乃停留乌铎迦汉荼城五十余天,遣人往乌长那国抄写迦叶维耶部三藏。再循来路经滥波等国,出迦毕式境,翻越兴都库什大雪山,过睹货罗故都邑(今阿富汗东北境的安达拉伯),从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达坂进入中国国境。沿山谷间的河道经公主堡到达朅盘陀国(今塔什库尔干县),再经乌铩国(今英吉沙县)、沮渠国(今喀什地区的喀拉里克)至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因国王殷勤挽留,而所乘大象又病死,同时担心朝廷责怪他私自出国,乃写了一道表章,叙述此行经过,派人随商人入朝,代为呈上。自己暂驻于阗,日以继夜地为僧侣讲说《瑜伽师地论》、《阿毗达摩杂集论》、《俱舍论》、《摄大乘论》。约停了七、八个月,使者归来,奉敕迎令东归。

贞观十九年(645)阴历正月二十四日,玄奘法师由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578—648年)等人迎接回长安。数十万人涌上街头,争睹慈颜。其时,“瑞云现于日北,团圆如盖,红白相映,当于像上显发轮光,既非绕日,同共嗟仰!”(《续高僧传·卷四》)

玄奘法师赶到东都洛阳会见了唐太宗,太宗亲自出迎,赐坐畅谈,殷勤慰劳,请他根据旅途的见闻,撰写《西域传》,并一再劝他还俗做官。法师力辞,太宗乃留他住长安弘福寺译经,由朝廷供给所需。法师于是年阴历五月,翻译出《大菩萨藏经》二十卷,《显扬圣教论》二十卷,《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十五卷。次年撰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

《大唐西域记》是一部不朽的旅行札记,在这部著作中,玄奘法师极为精确详尽地记述了自己游历一百三十八国的见闻。内容涉及各国的疆域范围,城市大小、名胜古迹、历史传说、风土人情等等。甚至一座塔的高度,一所寺院的人数,他都准确无误地忠实记录。一千二百多年后的考古发掘证明,玄奘法师的记载是可靠的,一部《大唐西域记》是他留给后人的无价之宝。

一位印度著名的历史学家曾指出:“中文的记载对印度孔雀王朝(Maurya Dynasty,约公元前320—180年)以后历史的重建是不可缺少的。中国旅行家如玄奘给我们留下了有关印度古代的宝贵记载,不利用中文的史料,要编一部完整的佛教史是不可能的。”

古代印度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因此,古印度人在记录自己的历史时,不十分重视历史的次序,也不十分注意历史的准确性。这就给后来印度古代史的研究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陷,同时也给近代考古工作带来了缺乏文字考证的困难。二十世纪初,印度政府在发掘鹿野苑、菩提伽耶等佛教圣地遗迹时,由于缺乏史料,无从查找古迹的方位。于是,《大唐西域记》便成了这次考古活动的指南。

《大唐西域记》是这样描述鹿野苑遗迹的——“婆罗尼河东北行十余里,至鹿野伽蓝。区界八分,连垣周堵,层轩重阁,丽穷规矩。大垣中有精舍,高二百余尺。精舍之中有鍮(音tōu,黄铜)石佛像,量等如来身,作转法轮势。”印度考古学家正是根据上述记载,丈量了鹿野苑的遗址,测定了中央佛寺的位置,并在废墟的瓦砾中找到了释迦牟尼成道后初转法轮的地方。

同样,考古学家循着玄奘法师所指示的路线,在菩提伽耶找了释迦牟尼成道时的菩提树,在拘尸那伽发现了释迦牟尼涅槃之处。

印度著名历史学家辛哈说;“玄奘几乎访问了印度的每一个省,对这个国家的纪念物、人民和宗教作了无数正确的观察,并作了记载,这就使他有资格成为印度的波舍尼阿斯(希腊著名风土学者)。”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史密斯也高度评价道:“玄奘对印度历史的贡献,是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分的。”

前已述,贞观七年(633),玄奘法师得见戒日王。其后,戒日王盛情款待了这位来自中国的使者,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曾向玄奘询问了许多有关中国的问题,并与玄奘谈起了唐舞《秦王破阵乐》的来由。玄奘向戒日王讲述了大唐帝国的建立和太宗李世民“挥剑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神威,引发了戒日王对中国的思慕。导致他于贞观十五年(641)派遣使者来唐,与唐王朝建立了中印两国的政府间第一次正式的外交接触。为发展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玄奘法师在印度期间,与印度学者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回国后,许多印度友人给他送来书信和礼物。其中有一位中印度摩诃菩提寺的慧天法师,曾与玄奘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唐高宗李治永徽四年(653)阴历五月,慧天法师托人给玄奘法师带来一封信,表示谢悔!玄奘在回信中说:“当年在大会上辩论,为了维护真理,就不能顾及情面,因此言语上有些冒犯的地方,但辩论过后也就不再记在心上了。现在来信何必还要重提过去的事呢!”这是何等博大的宗教家的胸怀!

贞观二十一年(647),唐朝使者李义表出使印度归来,奏称东天竺国王请求把中国道教的经典著作《道德经》译成梵文后传入印度。于是李世民便命玄奘法师将该经译汉为梵。为了报答印度人民的情谊,法师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完成了这部译作。当时中国盛行传诵的《大乘起信论》,传说为印度马鸣菩萨所作,而印度僧侣未得一见,他又译汉为梵,传列印度。这些,都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可惜后来这些梵文的《道德经》、《大乘起信论》均失传了。

晚唐段成式(?—863年)所撰《酉阳杂俎》云:日本僧人金刚三昧(818年前后在华)游历印度时看见中印的寺院里都画有玄奘法师所穿的麻履及所用的匙、筯(音zhù,筷子)、以彩云烘托,“每至斋日辄膜拜焉”。可见当时的印度佛教界已把玄奘的麻履当作佛的足迹一样敬重了。一位中国的佛学大师,在印度享受到这样的礼遇,历史上尚无第二人。

玄奘法师离开我们已经一千三百多年了。但他的名字依旧在印度学术中传颂着。在印度国家博物馆里,记载着玄奘留学的事迹。在那烂陀佛教学院里,至今保存着法师用过的物品。在印度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中,一致把玄奘颂扬为:“对印度史学贡献最大的外国古代学者”。甚至连那些在学校读书的孩子们,也能从教科书中找到玄奘法师孤征十八载,独行五万里,以大无畏的精神,冒九死一生的艰险,为追求真理而百折不挠的动人篇章。

玄奘法师将与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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