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根据以上考证，我们可以将石头住岳后，４８年的禅教事迹与禅学理论著述之年作代作一粗线条的考释。

１、“杼载绝岳”（约７４３－７４５间）。《宋高僧传》卷九云，石头结庵于寺东之石上后曾“杼载绝后，众仰之”。对“杼载绝岳”如何理解，是涉及希迁生平的问题。“绝岳”殆绝迹于岳之省语，盖谓希迁之行止不出现于岳中，亦即禅门中所谓的闭关。又《宋高僧传》对希迁之记载，凡南岳皆用“岳”字，而此处独用“岳”字，益谓岳中深山之处十分适合闭关修持，其义亦通。“杼载”二字，举凡辞书几未收入。今查《经籍纂诂》以及《说文通训定声》均未确定其义。今参取二家，取“杼，长也”（见《小尔雅．广言》），“杼载”者乃“长年”之义，由此推测石头结庵后曾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闭关修持，这段时间既是他在青原那里契合曹溪心印后的禅悦受用，也是他将青原禅学思想理论建设得更为圆成，将青原禅门施设构想得更为成熟的阶段。

２、《参同契》的创作（约于７４５年左右）。《参同契》的创作是石头禅学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石头禅学思想的成熟。关于石头作《参同契》的缘起，《景德录》卷十四，《五灯会元》卷五与《宋高僧传》所载互不相同，兹略录如下，以利于综合分析。

“师著《参同契》一篇，辞旨幽睿，颇有注解，大行于世。”（《景德录》卷十四）

“开元十六年，罗浮受具戒，是年归就山，梦与大鉴同乘一龟，泳于深池。觉而占曰：‘龟是灵智也，池是性海也。吾与师乘灵智游性海久矣，又何梦焉？’后闻庐陵清凉山思禅师为曹溪补处，又摄衣从之。”（《宋高僧传》卷九）

“师因看《肇论》至‘会万物为已者，其唯圣人乎！’师乃拊几曰：‘圣人无已，靡所不已。法身无象，谁玄自他？圆鉴灵照于其间，万象体玄而自现。境智非一，孰云去来？至哉斯语也！’遂掩卷，不觉寝。梦自身与六祖同乘一龟，游泳深池之内。觉而详之：‘灵龟者，智也；池者，性海也。吾与祖师同乘灵智游性海矣！’遂著《参同契》。”（《五灯会元》卷五）

从以上三种文字的对比来看，《景德录》中有希迁作《参同契》的记载，却无梦与六祖同乘一龟以及看《肇论》的记述。《宋高僧传》虽有乘龟的记载，然系于石头参谒青原行思之前，而传中并无作《参同契》的记载。《五灯会元》的记载最详细，普济是综合前贤灯录的基础上而作的，故较完整。今按：石头作《参同契》在“杼载绝岳”这个时期应当是比较符合史实的，他看《肇论》及梦与六祖乘龟也应当是可能的事。因为，在长年闭关时，禅师除了坐禅入定修习外，未见得就不能研读经论，且一次之出入定也未见得长达数年，此其一。《景德录》卷三十、《五灯会元》卷五、《人天眼目》卷五均录有石头的《参同契》全文，且《南岳志》云，石头的《草庵歌》、《参同契》均刻石于南台寺。再则，“杼载绝岳”不久，便爆发了安史之乱，石头住庵著述更是情理中事，可见，石头在这段时间内作《参同契》其可能性最大。也由于《参同契》广为丛林传播，它不啻标志着石头禅学思想的成熟，同时也表明石头门下禅僧云集。

3、移庵下梁端，广阐玄化（764年）。前文已明言梁端非长沙，大范围不出南岳，此处就不赘述了。但从禅僧到石头门下求法的年代来看，如药山、天皇等大弘禅教的法门龙象，均是７６４年后入石头门下的，再如石头法嗣中生卒事略不详者（如长髭旷、京兆尸利、招提慧朗、兴国振朗、汾州石楼、法门佛陀、潭州华林、水空和尚与马祖门下的杨岐甄叔等），大率皆是此后入室的，石头的“吾之法门，先佛传授”的说法，盖亦当在这一时期。其间，既有中国佛教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也有中唐社会客观因素的影响。安史之乱，华北成了战场，北方难民纷纷南流，其中相当一部分会入丛林，加之禅门农禅并重，经济上能自给自足，故此时期佛教曾一度出现了“各宗归禅”的局面。综观会昌法难前，天下名山几乎被禅宗占尽，大率也是这个原因。石头于７６４年移庵下梁端，正值安史之乱刚结束，北方僧众南游，尚无定处，石头藉此机会广阐玄化，对于稳定丛林、安定社会、传播慧种，自是大有益处。在此期间，南岳还有一件大事值得一提，那就是宰相刘泌于７５７年隐居衡山，且与明瓒交往甚厚。其煨芋谶语亦广为丛林流传。这对岳中禅宗的发展，也饶有益处。

４、隐峰禅师入室（殆７６６年后）。邓隐峰是马祖门下比较有特色的禅师，《景德录》卷六、卷八记载了他三次参谒石头希迁。由于僧传与灯录均未记载其春秋多少，故无法推出其生年，只能大致推断其卒年在８１５年前后。《宋高僧传》载，他“稚岁憨狂，不徇父母之命，出家纳法”。《景德录》卷八云，他“幼若不慧，父母听其出家。初游马祖之门而未能睹其奥。复来往石头，虽两番不捷，而后于马大师言下契会。”隐峰出家甚幼，此后又长期游方，应属较早拜于石头门下者，从“石头路滑”此则公案窥视，其时间大致在７６６年以后。据《传灯录》所载，马祖于大历中荐于钟陵（今江西进贤县）开元寺方大阐教化，故隐峰之入石头，大率当在此时期内。再从二大士互通往来的关系以及石头“杼载绝岳”的行持特色看，隐峰应是载诸灯录，入石头门较早的禅僧之一。

５、丹霞天然之入室（７６６年后）。丹霞入石头之门应是比较早的禅僧之一，据《宋高僧传》与灯录所载之卒年及春秋计算，他应生于７３９年，卒于８２４年，据《景德录》卷十四“选官何如选佛”的记载，大率可以推断丹霞出家时应是一位年满２０岁的生员了，其始入马祖应是７６６之年后的事，因为，据灯录及僧传所载，在此时间之后马大师才在江西大开选佛道场，故丹霞之入石头，不会早于这个年代。

当时的丹霞进入佛门是很有可能的，安史之乱爆发后，中原人民屡遭兵燹，而丹霞的故里河南邓州又是逐鹿之地，加之朝政日益腐败，必将使许多寒儒士子失去了对科举的进取心。我们从马祖问他“石头路滑，还跶倒汝么”一语，亦可初步断定丹霞入石头之门大致在马祖大阐教化的早期内。

６、药山惟俨的入室（约７７０年以后）。药山是石头门下最能弘扬其法统的弟子之一。据《景德录》卷十四及《五灯会元》卷五所载之卒年及春秋寿元（二书所载无异），可推数惟俨生于７５１年，卒于８３４年。药山的入石头之室，据灯录所载可推其梗概。药山１７岁（７６７）出家，出家至纳戒于衡岳希操律师至少得经一年（依戒律亦须如此），则药山时年１８岁（７６８）。此后药山“博通经论，严持戒律”，又须经过一、二年方可，此后之造石头之室，当在７７０年（大历年间）以后了。

７、五曳灵默之入室（约７５８年以前）。马祖门下的灵默禅师，据灯录等文献所载之卒年及春秋来推算，他生于７４７年，卒于８１８年。他于马祖处得度后，再谒石头方“于言下大悟，乃蹋折柱杖而栖止焉。”（见《景德录》卷八）而他的住山（住天台山白沙道场和五曳），是贞元初年（７８５年左右）的事，故灵默入石头之门，至少是在此以前了。

８、大颠宝通之入室（约７５９－７６１年间）大颠宝通之生卒很难详考，我只能约略确定他卒于８２１－８２４年间，据有的学者考证，大颠宝通禅师住广东潮州灵山，大致在贞元年间（７５８－８０５）。韩愈８１９年贬至潮州时，宝通已是皤然一老衲，这在韩愈《与孟尚书》中已有明载。由是可知，宝通入石头之门显然是远在７８５年以前的事了。

９、天皇道悟之入室（７８１）。天皇道悟是石头门下与药山一样能弘扬禅教的入室弟子，据灯录可推断其出生于７４８年，卒于８０７年。考诸《景德录》卷十四及《五灯会元》卷七，道悟１５岁（７６２）坚请出家，２５岁（７７２）于杭州竹林寺受具戒，又于余杭径国一禅师那里依止五载，再加上在马大师处住二夏，共计７年，此后，方谒石头。依前年限推算，我们基本可以推算出道悟入石头之室正好为公元７８１年。

１０、庞蕴居士之入室（７８５年后不久），庞居士是先谒石头后归马祖的儒士，关于他入石头之室，灯灵有明确记载。《景德录》卷十四载，他于“贞元初，谒石头和尚，忘言会旨。”《五灯会元》卷三亦云，他“世本儒业，少悟尘劳，志求真谛，唐贞元初谒石头”。唐德宗贞元年间为７８５－８０５，而居士之谒石头在贞元初，故知其时大约在７８５年以后不久的时间里。

１１、西园昙藏之入室（７８６年前），马祖门下的西园昙藏入石头之门，当在贞元二年（７８６）以前，关于南岳西园昙藏谒石头的行状，《景德录》卷八有明确记载：“南岳西园兰若昙藏禅师者，本受心印于大寂（马祖）禅师。后谒石头和尚，莹然明彻。唐贞元二年遁衡岳之绝顶，人罕参访。”这就可以明确地知道昙藏入石头之室，必然在贞元二年以前，但去此也不过年许。

１２、紫玉道通之入室（７８６年）。唐州紫玉道通是马祖的门下，《五灯会元》卷三有其传。查《宋高僧传》卷十，据其卒年及春秋寿元记载，其生卒年当为７３１－８１３年。然《五灯会元》未录其谒石头事，但《宋高僧传》却已明载，他于“贞元二年往南岳，见石头禅师，犹采缕加朱蓝之色也。”据此，我们可以初步确定道通入石头门下是在７８６年。

按：石头六下的入弟子与旁门弟子甚多，从《宋高僧传》卷九所载，他受“众仰之”。“由是门入归慕焉，”以及《传灯录》中的“广阐玄化”看，石头的门人恐远非以上所考的１７人。但因文献不具，或散诸各本之中，或恐寻栓疏忽，亦在所难免。然石头寂后，既无《语录》之编纂。又无事略之考异，窃甚叹之，故不自量力而纂此二篇，肇此制之端绪，而冀后来之达者云尔。

８、传灯愿满（７９０年）。《宋高僧传》卷九载，希迁于“贞元六年庚午岁十二月二十五日顺化，春秋九十一，僧腊六十三。”希迁大师在人间走过了９１个春秋，从曹溪求法到南岳大阐玄旨，他非但不虚此生，而且还成为青原禅系的实际创始人。从禅宗史与中国佛教史的角度看，石头希迁的地位都是不容忽视的。他能兼融佛门各宗之长，圆融东土传统文化，这对赵宋时三教合一思想的形成，无疑创下了开基立业之功。事实上，在赵宋以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巨脉中，主要是汇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使三者水乳交融，南朝时，双林善会（傅大士）的“披衲、顶冠、鞋履朝见”梁武帝，以示三教合一的主张，尚只是一种初步尝试。而真正付诸实践乃至形成一种中国传统文化思潮的，还得数希迁及其曹洞子孙们。时至今日，石头圆寂已逾千二百余稔，笔者濡毫考证至此，对先德顿生仰慕恭敬之心。

１、见相塔的修建（７９０年后不久）。据《宋高僧传》卷九记载，希迁寂后，“门人慧朗、振朗、波利、道悟、道铣、智舟相与建塔于东岭。”《景德录》卷十四亦云：“门人建塔于东岭。”希迁在７９０年示寂，而门人弟子的营建佛塔，应当是此后的几年内，据以上文献，基本上可以作出定论。

２、赐谥与立碑（８２１年以后）。关于希迁的立碑，《宋高僧传》卷九载之颇详，其文曰：“塔成三十载，国子博士刘轲素明玄理，钦尚祖风，盛述先师之道。轲追仰前烈，为碑纪德，长庆中也。”希迁寂后建塔，必费数年之功，故塔建成后３０年，已是希迁寂后３０多年，亦即唐穆宗长庆年间（８２１－８２４）了。据实考之，是无大的疑义。

关于赐谥一事为何年代，确有些异议。《宋高僧传》卷九但云：“敕谥无际大师，塔曰见相焉。”《景德录》卷十四云：“长庆中谥无际大师，塔曰见相。”《宋僧传》虽未说明赐谥年月，却明言为塔成３０年之后；《景德录》认为是长庆年间；而《五灯会元》却云为德宗赐谥，后者与前两者间便形成矛盾了。今按：唐德宗执政期间为７８０－８０５年，在此期间，德宗赐谥并非是不可有的事，但在赐谥之前决不可能未勒铭纪德。从情理上看，德宗赐谥的可能性决没有穆宗大，比较合乎情理的应当是穆宗长庆年间（821年以后），这在《宋僧传》与《景德录》二家中也无异说，故笔者拟从此说。

遗憾的是笔者多次上南岳求《见相塔铭》，或托友人查诸方志及《全唐文》（按：《全唐文》卷７４３中收有刘轲的１３篇文章，多为佛塔碑铭，而独不见《见相塔铭》），均未能见到此铭文。又据《南岳志》卷十五所载，唐宰相裴休为之书“无际禅寺”与“见相塔”二碑，今也无法再睹其墨迹，只能从《总胜集》中，见其“字画遒劲”之记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