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刊主页1996年度第三期谈惠能的“顿悟成佛”说
 

谈惠能的“顿悟成佛”说

刘保金

唐释惠能所述《坛经》,在佛教史上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其中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是顿悟成佛说。由此说引发出一系列新的观点,皆富有时代精神和宗教改革意义。至此,完成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顿悟成佛说的内涵

惠能顿悟成佛说的提出是时代的要求。隋朝时期建立了新兴地主的政权,取代了东晋南朝以来门阀士族的统治地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逐步取得优势。在任用官吏方面,也以科举制替代了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中国佛教的发展虽于此时臻至鼎盛,但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已经改变,必须进行一次符合新形势要求的重大改革。同时,为适应日益扩大的佛教信仰需要,为下层群众提供信佛的方便,必须摆脱传统佛教繁琐的神学理论及宗教仪礼,开辟出一条简捷易行的成佛道路。惠能的顿悟成佛说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顿悟成佛说必然涉及佛性问题,顺着这一思路加以考察,就会了解到惠能的顿悟成佛说源自大乘诸经,主要是《金刚经》.在惠能还靠卖柴为生之时,就曾闻客店有人诵《金刚经》,颇有领会。遂往从黄梅东禅寺五祖弘忍大师,得受《金刚经》之法,聆听大悟,知“一切万法,不离自性”,“识若自本心,见自本性”。后来惠能为大众说法,宏扬顿悟法门,乃以《金刚经》为宗经。他说:“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般若之智亦无大小,为一切众生自心”。惠能将般若之智视为自心,自性及本性,并与佛性等同。悉源自《金刚经》之说,依据这一佛性学说,惠能得出如是结论:“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以上引文据敦煌本《坛经》)。其次,惠能顿悟成佛说的佛性思想,还来源于《涅槃》、《净名》、《楞伽》、《法华》、《菩萨戒》诸经。惠能逝世后约七十年许问世的《曹溪大师别传》,强调顿悟说的佛性思想主要本于《涅槃经》,这与敦煌本《坛经》突出《金刚经》的佛性思想不太一致。实际上惠能的佛性学说是融会贯通各经的观点而自成一家之言。因而上述两种说法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北宋契嵩把敦煌本《坛经》的《曹溪大师别传》的思想加以融合统一,形成新的《坛经》版本,并非毫无道理之为。

惠能顿悟成佛说虽然源自各大乘经典,但是其说又与传统佛教的观点不同,它是在吸收并改造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独特的顿悟说理论系统。此说是思想根基就是心性本觉。心性是指人的自心;本觉就是一切众生本有之觉悟,亦即本有之成佛的智惠。有此本有觉悟。本来就具有佛性,就是佛。由此出发,成佛便是现实问题,就看能否体认这一事实。这就必须摈除一切邪见烦恼和惠痴迷妄,显现本有之觉性,而显了本觉心性之关键,无须长期修习,只须刹那间直觉体悟,一旦突然领悟,便是成佛之时,惠能临终前咐嘱弟子时,对顿悟成佛说的涵义作了总结性的表述:“汝等谛听。后代迷人,若识众生,即是佛性,若不识众生,万劫觅佛难逢,吾今教汝识自心众生,见自心佛性,欲求见佛,但识众生。只为众生迷佛,非是佛迷众生。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自性平等,众生是佛,自性邪险,佛是众生,汝等心若险曲,即佛在众生中。一念平直,即是众生成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敦煌本《坛经》)。惠能弥留之际,念念不忘顿悟成佛之旨,足见,此说在其全部理论体系中所居位置的重要性,亦可见惠能一生弘法传教的中心宗旨之所在。

二、顿悟成佛说的思想特点

惠能的顿悟成佛说与传统佛教的成佛之道相比,具有普及性、简捷性、自力性等诸种特点。

其一、普及性。大乘佛教具有代表性的佛典,中观一宗主要有《般若经》、《法华经》、《大集经》、《宝积经》、《中论》等类;瑜伽一宗主要有《华严经》、《大般涅槃经》、《解深密经》、《摄大乘论》、《成唯识论》等类。这些佛典演唱成佛之道,虽迭宣精义,横生妙趣,但其义理极为玄奥,不易理解。例如《成唯识论》,说诸法实相由远离遍计所执之实我法所显,于一切位常如其性,名为真如,亦即唯识之实性,这种实性具有无相空寂,一切清净的特征,是最圆满和最真实的存在,是通过取得无上智慧的人在瑜伽实践中亲证而得到的神秘直觉。已经掌握唯识实性的人,再通过瑜伽实践修证,次第经历资粮、加行、通达、修习和究竟五位之阶梯,逐渐达到体悟唯识的真谛而证得涅槃妙果,成就佛道。象掌握这种这种成佛的理论,非一般人所能企及。而惠能的顿悟成佛说则极明白浅显。言说自心是佛,只要除却妄念,如拨云见日,佛性顿现。这种顿悟说言简理当,通俗易懂,一般人都可以理解接受。

其二、简捷性。大乘佛教中,以修持弥陀净土为成佛的捷径。但是我们若认真追寻其修行方法,比起惠能顿悟说较复杂。例如具有净土代表性的著作《观无量寿佛经》。所论禅观包括三福、十六观。三福,即世福、戒福、行福,为往生净土的基本条件。十六观,即日想观、水想观、地想观、宝树观、宝池观、宝楼观、佛座观、像观、真身观、观音观、势至观、普观、杂想观、上辈生想观、中辈生想观、下辈生想观。前十三观是定善,后三观散善。定善与散善均皆往生净土之观行。由此看来,顺着三福十六观的道路往生净土,里程亦甚遥远,不如惠能顿悟说直截了当,不用读经、念佛及坐禅,一悟即至佛地。惠能说:“若悟无生顿法,且西方只在刹那;不悟顿教大乘,念佛往生路遥,如何得达?”(敦煌本《坛经》)显然,顿悟只须刹那功夫,表现出极为简捷的特点。

其三、自力性。传统大乘佛教讲“普渡众生”,“他力救拔”。《阿弥陀》等经提倡的念佛往生之说,就是他力救拔的一个明显例证,而惠能的顿悟说则提倡自力救拔,信仰自力。依藉自己的主观觉悟,他说“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声称自己就是凭借自心领悟而顿悟成佛道的,亦即成佛要依靠自力。不假他力。弟子们也认为他已经是佛。但是惠能告诫徒众,不要因为自己是佛,大家就把成佛的希望托于己,“且不是惠(惠)能度。”他要求徒众发四宏愿,自力自度。他说:“众生各各自度,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如是度者,名为真度。”欲自度还必须自断烦恼,“将自性般若智,除却虚妄思想心。”亦要真正学会佛法,“须自见性,常行正法。”具备自度、自断、自学三宏愿,就能成就第四宏愿,即可佛道自成:“离迷离觉,常生般若;除真除忘,即见佛性,即言下佛道成。”(以上引文据敦煌本《坛经》)。小乘佛教讲“自力拯救”。可那是苦思苦修的自我磨练,与惠能的自力自度之说不可同日而语。

三、顿悟说引生的新观点

惠能的顿悟成佛说独特、新颖而朴素,其至关重要的一环是“顿悟”这一概念,由此引发出一系列新观点,涉及到禅法的方方面面,主要有如下几项:

其一、在修禅的指导思想上,“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认为,由心随缘而起生成的现象世界,空无所有,而自心是实,亦是真如本体和佛性,事物既然是意念所造,就不应执以为“有”,不要去思辩事物的真假、是非、美丑、是为“无念”。但无念并非泯绝一切思维,不能修空住空。应唯以真如为念,方是正念,才是成佛之路。通过无念的直觉,直接体悟真如佛性,不劳去除妄念。无念的理论前提即是“无相”。相指世界一切现象,现象由心造成,并不实在,只有不执著现象为实有,才能认识真如实相,此名无相。真如无相,无法看到,只能体会。也只能远离一切相,才能体悟真如佛性而成佛道。欲成佛道,须有佛智。对任何事物无所住心、无所拟著、无所取舍,没有固定的见解和特定的心理趋向,即是“无住”。具备了无住的条件,就是成就了佛智慧。

其二、在修心方面,为引导顿悟实践,主张禅法以定惠为本,定是惠体,惠是定用,定惠一体。犹如灯光,有灯即光,无灯即暗。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定惠法亦复如是。又重觉性本有,烦恼本无,直接契证觉性,便是顿悟。佛法本无顿渐之别,人则有利钝之分,理解佛法有快有慢,才有顿渐差异。只要注意内心领悟,做到大彻大悟,人人可以顿悟成佛。道由心悟,不在坐禅,也并非历尽苦修之后的恍然大悟,而是人们当下每一念心都有可能从自心中顿现佛性。

其三、在佛国问题上,主张即心是佛,佛国不在身外,就在心中,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净其心。凡是做到无牵无挂、无忧无虑、不忮不求、不争不夺,超乎是非荣辱之外的人,均皆是佛。

其四、惠能主张一切时中,常行直心,行住坐卧皆是禅。并对“禅”作了作新的解释:“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对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敦煌本《坛经》)。他认为人的本性原自清净,于禅定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其五,在解脱论上,主张心性本净,佛性本有,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假外求。只因清净的本性,一向被妄念的浮云所覆盖,不能自悟。假如得到善知识的指示,念念起般若观照,一旦妄念俱灭,内外明彻,得识佛性,一悟即至佛地。

四、顿悟成佛说的改革精神

惠能创立顿悟成佛的理论,是中国佛教的一次重大改革,为印度佛教中国化开辟了新路子。

这一学说的改革精神,首先表现在对佛的理解上。中国佛教有史以来,把释迦牟尼及其他诸佛放在极其威严神圣的位置,认为那是引度众生的真佛。但惠能却认为自心是佛,以般若之智认识自心佛性,顿入佛地。将般若智与自性佛,作为同一概念的两个方面,又将两个方面视为同一概念,一而二,二而一,皆为众生所有。本来具足。历史上虽有东晋道生的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之说,认为一切众生有当来佛果的性能,只要断坏烦恼,皆得成佛;但却未提出成佛后的必然去处,亦即自心就是净土这一命题。惠能指出净土必身外去求,净土就是净心。他说:“随其心净,即佛土净。”认为净土路途不遥,只要除十恶,行十善,此去净土之路,弹指一挥。惠能的佛性论,无限地扩大了成佛的可能性,即使造孽深重之人,亦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同时,大大缩短了尘世与净土,此岸与彼岸的距离,加快了成佛步伐。由此,它不仅符合社会上层的宗教需要,还为下层群众信奉佛教敞开了门户。因而受到了社会各阶层欢迎,佛教僧侣对它更竭之以诚。所以,惠能的佛性学说,为佛教信仰者通往佛境,展示了极易攀登的宏阔目标,铺开了一条社会性的成佛大道。

再者,改变了僧侣的生活方式。传统佛教强调僧侣坐禅,把修禅范围扩大到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不囿于外在的功夫和形式,听凭自在,不拘一格,把关键放在内心的体认和领悟上,认为在日常生活的任何领域,都有成佛的机会,所谓“举足举手,长在道场;是心是情,同归性海。”(王维《六祖碑铭》).同其自力自度、自我信仰的观点,成为后世禅宗建立独立生活的思想依据。惠能以下四代传人怀海制订的“百丈清规”,特别提出“行普清法”,规定上下均力,开荒耕田,要求僧众“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便把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移植到禅寺中来,通过自力劳作,达到自给自足。禅僧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革新,不仅为禅宗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坚固的经济基础,还使禅宗与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得到进一步协调,使禅僧日常生活平民化。从而促进寺院与社会的结合,还提高了禅宗自力更生、自信自强的能力,使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乃至繁荣昌盛。

三者,顿悟是革新的中心环节。在惠能顿悟说之前,已有晋、宋间道生提倡顿悟成佛说。道生的顿悟说是在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基础上提出的,是在否定渐悟、吸收并扬弃支道林等人“小顿悟”学说的过程中发展而成。此说强调寂鉴微妙,不容阶级,一悟顿了,与真理相契无间而成佛道。后世称之为大顿悟。但此顿悟说,虽然否定了顿悟的阶段性,却继承了理不可分的理论依据。其顿入佛地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具备顿悟的极惠。这一极惠必须修行到佛地金刚心之后成就法身才有。因而顿悟之前,仍然有一个漫长的修习认识过程。惠能的顿悟,一改道生的“见理”、“明理”之说,省去了“极惠”,把顿悟的时间收缩到古人认为的最低限度,即一刹那间,把顿入佛地的距离缩短到“零”,即净土就在自心之中,不必过度彼岸。而且成就佛道完全凭藉自己主观体悟,不假任何外界力量。其改革的彻底程度已达极限。这种以顿悟为修习根本方法,实为中外佛教史上一个创举,堪称千古独步,无与伦比。由此之故,使惠能及《坛经》处于极其显赫的地位。

四者,顿悟说在适应中国固有文化方面的改革。佛教东入中土以来,是不断与中国固有文化碰撞过程中寻找与之相适应的机会。到了东晋、南朝宋初,玄学盛行,大乘空宗的般若学说在思想上与玄学有相似之处,佛教学者则多用玄学思想来解释佛教义理,推进了二者逐步融合的趋势。当时义学僧人道生投身于这种佛教义学的浪潮,结合老庄的玄学思想,提出了顿悟成佛说。可以说道生的顿悟成佛论,是与中国固有文化相结合的产品,还没有解决与中国固有的小农思想相结合的问题。到了唐代,及有惠能创立新顿悟成佛说之壮举,完成了道生未竟之业。惠能从中国固有文化中广泛地吸取养料,使他创建的顿悟说焕发出勃勃生机。庄子追求自由精神之作,玄学家豁达放荡、纯任自然之举,儒家性善之论及孝悌之说皆为惠能创新禅理提供了营养。人们不难理解,后也禅宗僧侣创制大量论孝之著,出现了一批批举世瞩目的目的“孝僧”,是不足为奇之事。由于惠能顿悟说反映了下层群众的思想和要求,确实给文化低下的广大群众带来信佛的方便,因而能够得到大众的信奉和支持,这是惠能独立思想的结果,不能不是一项伟大创举。

总之。惠能以其所昌“顿悟成佛论”为宣言书,建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思想体系,使其所创立的禅宗成为一个土生土长适合中国特点的佛教宗派,在我国佛教史上是一次实质性的重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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