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是一种宗教，但是还是一种文化。它自出世之后，不仅引起了广大的教徒的注意，还引起了士大文人的兴趣。由于禅宗的广泛包容性和开发人心的主旨，使得它在文化的功能方面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进程。同时围绕禅宗的思想，也在社会上出现了一 大批与禅宗有关的禅诗，据统计达一万首以上。这一大批丰富的文化宝藏，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有特色的代表性佳作之一。值得我们重视与开发利用。

古人云：“文以载道”，“诗言志也”。因之所谓禅诗，就是以禅契入诗的主题，围绕着禅理和禅宗的精神，而创作的一种有别于其它的诗 体的特色诗歌。这些诗作，既有很强烈的宗教意蕴，同时还有一种文化的氛围，在理论上又有着鲜明的特色，同时又寓意了深刻的思想，如果没有一种专门的知识，毕竟读起来不大好理解，同时也不能领会禅宗的精髓。

禅宗的诗，无论在体裁，或在内容上都是丰富的。本来禅宗是以“不立文字”为宗旨的，但是实际情况却成为大立文字，而且文字越造越多，这似乎有违禅宗的本意。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对禅宗诗词的理解，只要我们抓住了禅宗的本质，就能够对禅诗入门，进而把握它的真谛。

最早出现的禅宗诗大概可能就是禅宗六祖慧能所说的《菩提偈》了。据说慧能在黄梅双峰寺，针对神秀禅师的偈，而作了另外一偈：

菩提本无树，心境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首偈可以说是禅宗精髓的最根本的体现。偈中讲了二个主题。一是佛性本净，这首偈可以说是禅宗精髓的最根本的体现。偈中讲了二个主题。一是佛性本净，即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佛就在你自己心里，要成佛就要开发自己的本心，而不要向外觅求；二是成佛修行，取得觉悟，是一种顿悟的功夫，既然心性本来就是清净的，也就不存在什么垢净的问题，因此也不必通过以修心来断除情欲烦恼，只要在日常生中来寄禅于此，就能顿见佛地。《菩提偈》一诗中揭示了禅宗的基本教理，提示了禅宗“开悟诗”的特点，后出的禅诗无不是这一《菩提偈》的发挥，因此人们抓住了以“开悟”为特点方法，就能够较好地理解禅诗的寓意和内容了。

又如洞山良价禅师的诗：

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

我今独自在，处处得逢渠。

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

应须凭么会，方得契如如。

本来求取悟得是应我得悟，而不他人得悟。既为我悟，要从“我”来做起，依靠他人来得悟，在禅宗看来是骑牛觅牛或者骑驴找驴，与“我”越来越远。守住我自己，开发自己的本来清净心，处处都可以找到成佛的渠道，这些渠道正是来自于“我”的存在，但“我”不是渠道的本身。所以就凭领会了“我就是我”的这个道理，即可与佛相契，得如如佛境。洞山禅师在这首诗里，正是表达出的一种开发我心的禅理，而世人却不明白这个很普通的道理，老是向外去寻找成佛的根据。

上面说的是直指人心的开发我心的开悟诗。下面再看一看这些诗。缘雨蕉禅师云：

誓扫匈奴不顾身，三千貂锦丧边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这是缘雨禅师借用唐陈陶的《陇西行》一诗来阐明禅理，原诗只是说明汉军攻打匈奴的军事行动是一场鏖战的壮观景色，由此悼念血战沙场的英雄男儿，他们虽躯捐边塞，但仍然受到了姑娘们的尊敬，是姑娘们心中的崇拜偶像，但是在普愿禅师的眼里，这首诗成为讥笑执著于禅的对象。一些人求于禅道，然而却不得要领，不知在自己身上下功夫，因此立志再大，仍然逃不掉死于句下，不得开悟。没有开悟的人，如同无定河边的枯骨，只是在美梦当中发出的梦呓而已矣，同时这首诗，也说明了人生无常佛理。对这首诗的理解不一样，也就产生了截然相反的认识。后来的禅门之人之所以推崇这首诗，就是觉得禅是活生生的，悟就要在活句中去悟得，不然就只能死于句下了。

又如五祖法演的诗：

一口吸尽西江水，洛阳牡丹吐新蕊。

簸土扬尘无处寻，抬眸撞着自家底。

此诗本系取自于庞居士参马祖道一问法，道一禅师答：“待汝一口吸尽江西水，即向汝道。”其意是说佛法悟得最高境界就是见性成佛，不到如此境界时，整个世界尽在一心之内，那么西江水也不过是在一口之内。这种演示禅理的方法，被叫作“绕路说禅”，即不直接回答所提的问，而是举出有关的事情或譬喻，给问者一个提示，让他自己去悟出道理。法演禅师的诗认为，见性成佛的最高境界，不过就是洛阳的牡丹再绽开出的一朵新蕊，它并不希奇。找寻开发自己的成佛之性，即使簸土扬尘到处寻找，也无济于事。相反也可能在随意举手抬足时，却发现了自己的成佛的种子，立地成佛了。所以在这首诗里，也就体现了禅宗所说的“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身求。常礼如事”(黄檗希运禅师语录)的一个道理。

总之，禅宗的诗是一种很特别的诗，有人把它称之为“异体诗”。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诗论，按照平仄对仗的原则去苛求的话，它的确不能算是一首完全工整的诗作。但是它的奇也就奇在这里，正是因为它不去刻意追求那种表面形式的东西，而去强调实质性的东西，因此禅诗把那种活泼泼的一种精神给完全释放出来，使人读之有味，百嚼不厌，越读越有味道，这就是我们要去常析禅诗的原则，当然更是禅诗入门的基础了。

诗词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学表现形式之一。印度本身就是一个文学创作的国度，曾经出现了不少著名的诗篇，像古印度的最早的著作《吠陀》、《奥义书》，以及后来出现的《梵书》、《往世书》等，都是用诗体写成的。佛教传入中国，在佛经中有很多偈语，佛教徒在译经过程中，也采用的是诗体的形式，这些至今仍然可见。同进受佛教的影响，中国传统诗歌文学的创作也融入了佛教的成分，出现了脍炙人口的佛教诗，如魏晋时的东海太守张翼曾作《赠沙门竺法郡》：

郁郁华阳郡，绝云抗飞峰。

峭壁溜录泉，秀岭森青松。

悬岩廊峥嵘，幽谷正寥笼。

丹崖栖奇异，碧室禅六通。

泊寂清神气，绵眇矫妙宗。

止观著无无，还净滞空空。

外物岂大悲，独往非玄同。

不同舍利弗，受屈维摩公。

这里，作者把自然界的美景与佛教的止观神通境界联系到一起，抒发了寄情山水 ，而人生寂寂淡泊，空空无碍的感受。

禅宗在中国创出以后，因其主张教外别传，即心即佛，直指人心的独特思想与开放的性格，加之禅宗的哲理比较玄奥，受到了士大夫的欢迎。而且在禅宗里面有一大批禅师本来就具文采，他们所创作的语录、公案有很多本身就是诗词作品、享誉于文坛。禅宗对古代诗词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诗 词创作立意上。“学诗浑如学参禅”，很形象地说明了诗词创作与禅的关系。因为在禅宗的理论上，要获得觉悟，就必须要有参禅的经验。而参禅的经验，是依靠在作禅中来建立，例如作禅要讲究酝酿，要苦心去参究，然后才能进入悟境。作诗或填词，也是一个参究的过程，诗人先要苦苦地思索，心中确立要创作的主题，经过一个充分地酝酿之后，才能一气下笔呵成。唐代僧人皎然曾作《诗式》，这是一本由僧人作的诗评著作。作者在书中对诗的创作作了说明。他说：“贞元初，予与二三子居东溪草堂，每相谓曰：‘世事喧喧，非禅者之意。假使有宣尼之博识，胥臣之多闻，终朝目前，矜道多义，适足以扰我真性。岂若孤松之云，禅坐相对，无言而道合，至静而性同哉?吾将深入杼峰，与松去为侣，所著《诗式》及诸文笔，并寝而不纪。”另一僧人空海也在《文镜秘府论》中说：“夫作文章，但多立意。令左穿右穴，苦心竭智，必须忘身，不可拘束。思若不来，即须放情却宽之，令境生。然后以境照之，思则便来，来即作文。……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南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如登高山绝顶，下临万象，如击掌中，以此见象，心中了见，当此即用，如无有不拟，仍以律调之定，然后书于纸，会其题目，山林、日月、风景为真，以歌咏之。”韩驹在《赠赵伯鱼》诗中更直接了当地说：“学诗当如学参禅，未悟且遍参诸 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来皆成章。”

其次，在诗词的表现手法上也可看出受了禅宗的影响。禅宗讲究悟要以自性为要，这叫作向内的功夫。因此在诱人入禅时，以启发为接机的手段。在禅宗的公案里，以不直接点破为机用，但要求学人务得率真，直接见性。作诗真词也是如此，表达要来得真切，遣词造句要求既不能太锋芒，同时也能使人吟后，得以达 境。例如宋代著名词家辛弃疾的名作《青玉案·元夕》一词中有：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栅处，”这句词就表达真切，却又不露锋芒，人人读后觉得来的达境。所以古人刘将孙评论说：“然禅者 滉漾经使人不可测，诗者则眼前景望中兴古之性情，使觉者咏歌之，嗟叹之，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能已。登高望远，兴怀触目，百世之上，千载之下，不啻如自其口出，诗之禅，至此矣。”(《养吾斋集》)

第三，在诗词的审美意境上，与禅宗的悟境也有着相同的地方。禅宗要求在禅悟的最高境界时，是一种不可言说，不可表达，只能意会的情况。作诗填词也是这种情况。好诗好词作出来后，往往是一种言不尽意的效果。能够使人体会到这首诗(词)有一种回味的感觉，如同悟境一般。例如王维的《鹿柴》一诗：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在空山，以静谧而为其特点，但虽不见人，却感到有人的生气，再加上密林的深处，却有阳光照耀于中，于是空中有物，动中有静，令人唤起了无限地遐想，进入一种可得而不可说出的玄妙境界。因之，古人谈诗视悟境眇测为作诗的最高标准。《诗式》曾说：“诗人造极之诣，必在神诣。”“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诣之极。”刘将孙说：“禅乎禅乎，诗而已矣。”

最后，禅宗对诗词的影响还表现在题材的运用和创作思想方面。禅宗有很多内容。禅师们造作了许多公案、语录，出现了许多典故，以及禅家的颂古诗体，这些本身就是诗词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人曾经统计过，由禅宗门人所作的诗作有一万首以上。唐以后的中国古代诗词集，都将禅诗作为主要内容而收入其内。禅宗看待人生的思想，观察世界的观点，都在诗词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超脱尘世，随缘自适，无住无求，归复自然的思想。苏东坡在《定风波》里说：“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陆游《破阵子》“看破空花尘世”等等，作为一种处世的豁达人生态度而为士大夫所接受，也融入了诗词的创作活动之中。总之，禅宗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是全面而又有深刻的，它丰富了诗词的创作，又推动了诗词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