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禅宗的教学方法、劳动精神中看出宗师们的风格
慧风
印度佛教传来中国，经过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到禅宗六祖慧能(638-713)时代，也是中国佛教最盛时期，各宗派都已成立；自达摩到慧能，经过二百五十年的传播，禅宗作为一宗的体系也基本完成。禅宗以般若思想为中心，撷取楞伽、法华、涅槃、净名诸大乘经典的精髓，融合老庄的浪漫思想，提炼成简单明白教学的理论，标出单刀直入明心见性的宗旨。它是没有义学繁杂的教相，没有律学细节的戒条，更没有密部那种众多的仪轨，思想极其自由，行动极其洒脱，虽是佛教中的一宗，却不受佛教形式的束缚。它自己构成一种独往独来的风格。
佛教哲学的基本理论在缘起，在实践伦理方面是革凡成圣，以证悟菩提涅槃为目的。教家虽说佛与凡夫在缘起性空之理上是平等，但在烦恼菩提之间则有条界线。禅宗则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肯定了人本来是佛，所谓即心即佛，人与佛之分是妄见，佛本现成无须用求。所谓“不用求真，唯须息见”，是禅宗教学上的基本理论。百丈的“但离妄缘，即如如佛”，黄檗更肯定“佛只是人，人只是佛”，是禅家的口头语句；南泉的“平常心是道”更显出禅宗用语上的特点。就是这样，把人从自卑的心情中解放出来，树立起独立自主的人格，人即是佛。
一
南宗顿悟，只在真正见解，从认识论上着手，悟后还须从实际生活中去锻炼和体验自己工夫。黄檗说的“语默动静，一切色声，尽是佛事”；临济称之为“随处作主，立处皆真”；就是把禅的最高原则运用到一切日常生活中来，在禅家眼里，无处不是活生生的禅。禅家到此，肯定了自己是佛，是和十方诸佛同一鼻孔出气，稍有自卑，便成担枷带锁汉，无绳自缚人。
临济(-867)受黄檗心法，是百丈徒孙，他就是个充分具有这样气概的人。他在教导学人时，再三地激励学人“切要求取真正见解，向天下横行!”真正见解，并不是别的，只认取自心本来是佛，所谓“祖师西来，直指一切人全体是佛“(黄檗语)。既然一切人全体是佛，佛法便是极平常的事，更没有会被什么黏缚住，所以称”佛是自由人”。“你欲识得佛祖么?只你面前听法的是”。禅家教人，就是这样亲切，单刀直入，一切教条到这里都没有用处了。临济在教学中，经常用有的激励人心的话来激励学人，如说：“大丈夫儿，今日方知本来无事!”“欲得如法，直须是大丈夫儿始得，若萎萎随随地，则不得也!”临济教导学人“不取佛，不取菩萨罗汉，不取三界殊胜，只是认取自己”。他叙说自己是：“回然独脱，不与物拘，乾坤倒复，我更不疑!”并教导学人说：“自达摩大师从西土来，只是觅个不受人惑的人!”禅家教学的方法，鼓励人的自信心，要从一般宗教徒的卑怯心情中来解放自己，直把古代佛祖也不放在眼里，认佛祖不过是个“传语人”。这是禅宗教导人第一着眼处，是参禅人的真正见解处，不受人惑处。
禅家宗教为了锻炼和考验学人这种不受人惑的见解，在平常实际生活中运用了种种的方法，自马祖以下，产生了所谓禅机或公案的问答，用棒用喝，毁佛毁祖，无所不用其极。等到学人确实达到这种见地时，才得师家许可，与以印证，即所谓以心传心，心心相印，全都就共同见地说。就是在得到师家印证的场面，也是大异寻常。从前黄檗(-856)在百丈(749-816)座下受教，有一天，百丈自叙地过去被马祖(707-786)一喝，直得三日耳聋，黄檗听了不觉吐舌。百丈便印证了黄檗悟得马祖一喝的心法，对黄檗说：“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子甚有超师之见。”后来黄檗弟子临济，在大愚处悟得黄檗心法时，便说“原来黄檗佛法无多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意思)”。这都说明弟子要有超师之见，才得师家许可；不仅如此罢了，黄檗在百丈座下，临济在黄檗座下，受到师家教验时，常用拳掌痛揍他们的老师，受揍的老师以呵呵大笑来称许自己的弟子。师家与弟子之间，为了考验见地(即是否有共同的真正见解)，完全脱略形迹。这种别开生面大胆的教学方法，在佛教中除禅宗外是没有的。
作为一个明眼的禅宗师家，生怕学人不敢承当自己与佛祖无别，生怕学人去觅古人的足迹，迷入古人的歧路，于是产生了呵佛骂祖的作风，其中以临济和临济同时的德山(782-865)两人最为突出。临济说“菩提涅槃是系驴橛”，要“坐断佛头”，指义学法师是把粪块向口里含过吐与别人吃；德山骂佛为“老胡”，说佛“经三大阿僧祗劫，即今何在?八十年后死去，与尔何别”?骂达摩为“老臊胡”，贬经典为“拭疮痍纸”。
在禅宗来看，这也是一种教学的方法。临济自说是：“夫大善知识，始敢毁佛毁祖，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骂辱诸小儿，向逆顺中觅人。”觅什么人?觅“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僧)求”(黄檗语)的人，觅个赤体承当自己本来是佛的人。临济并说自己这样呵佛骂祖，排斥经典，“于十二年中，求一个业性如芥子不可得”。这种教学的方法，也是除禅宗外在佛教中找不出第二个例子的。
佛教经论，说明一个问题时经常运用它的辩证法，百丈称之为“透过有、无两头句”。在禅宗教学上更着重在遣荡、建立、透过遣立。呵佛骂祖，排斥经典，是属于无句，遣荡边事。黄檗自说于不着三宝中求却“常礼如是事”，于矛盾中得到统一；黄檗看经(建立边事)，临济指是“揞黑头老和尚”(遣荡边事。按净土宗有教婆子念佛以豆子记数的)。就是临济，也说“一即三，三即一，如是解得好看教”。百丈说，读经看教，不是一向不许……第一须自有眼，须辨他生死语(指了义教为生语，不了义教为死语)。但就总的精神看，三宝虽尊，一落求心便成缚着，所谓“金屑虽贵，落眼成翳”。
禅家的一棒一喝间，都有明暗宾主之辨，纵夺杀活之机，有时一拳是报恩，有时一踏是情深。这是禅的教学方法，称之为“大机大用”，决不是无目的地胡来一套。
自马祖以下，在教学的方法上突破了常规，他们用峻峭的，权变莫测的禅机，来勘验学人，画圆相，竖拂子，把鼻、吐舌、拍手、作舞、烧佛、斩猫、擎拳、举指等等，都被运用到教学上来，临济、德山，动不动教学人吃三十棒，喝声震响了僧堂。为遣荡经论教条的执着，后来宗师，却应用了人民的歌谣，甚至用艳丽情词代替了佛语，可以看出禅家教学上的大胆。这样作法，就是临济说的“向逆顺中觅人”；可是这种过“左”的作法，渐渐地失去“全体作用”的精神，变成一种徒具形式的玩意儿了，后来禅宗之衰，未始不植毒根于此。
总之，禅宗的教学目的是：在于把人从自卑怯弱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要求每个人都树立起与佛祖无别的独立自主的人格；它的教学的方法是：不离实际生活，运用活的教材，充分地表达出“生龙活虎”的精神。
二
禅宗自达摩到六祖慧能，完成了一宗的思想体系；到了马祖以下，教学方法上起了巨大的变革；一方面和一般义学的教家有所距离，另一方面和谨慎细行的虔敬律学的毗尼师，已势不能同住在一个山门内生活了。因此，禅宗的徒侣，在经济生活上，在管理僧务上，不能没有一种独立的新制度以适应这个现实的要求。相传禅宗的丛林创自马祖，丛林的清规制自百丈；实际上，五祖弘忍开东山法门，会下聚集的都是禅侣，已成为纯禅宗的门庭，不过除修习坐禅外，一般生活仍遵律制。到马祖宗风大变，马祖座下的百丈，怀着改革制度之志。宋杨亿的《古清规序》，有如下一段文：百丈大智禅师，以禅宗肇自少室(达摩)，至曹溪以来，多居律寺，虽列别院，然于说汉住持未合规度，故常尔介怀，乃曰：“佛祖之道，欲诞布化，元冀来际不泯者，岂当与诸部阿笈摩教(即四阿含小乘教)为随行(指小乘律)耶?”……于是创意别立禅居。
《古清规》是指百丈手订的书，今丛林流传的《敕修百丈清规》，是元代的作品，已经过了多次演革修订，失去了百丈原作面貌。根据《宋高僧传》的百丈传和《景德传灯录》载杨亿的《古清规序》，均于百丈清规有简单的介绍，尚约略可以看出古清规有如下的内容：(一)建立僧堂，即安置所有参禅的学人集居到堂中，坐禅睡卧依次在“长速床”上。(二)建立宗师长老居处的方丈。(三)“不立佛殿唯树法堂”，是长老说法和学徒们或来宾们问答商量激扬宗要的场所。僧寺不立佛殿，原是合于律制，但在中国则成异举。由于新兴的禅林，未必马上得到供给多人生活经济的基础，在清规中最特出的除不立佛殿外，是(四)“行普请法”。“普请法”规定上下大众集体的农业生产劳动，如开田垦荒、植树、兴修水利、播种、收获等一切有关于农业上的劳动。
百丈禅师是树立劳动榜样的人物。陈诩的百丈塔铭称百丈“行同于众，故门人力役，必等其艰劳”(全唐文卷四六六《唐洪州百丈山故怀海禅师塔铭》)。《百丈广录》记百丈热爱劳动一则故事：师，凡作务(指农业生产劳动)执劳(指为大众勤务)，必先于众。众皆不忍，密收作具而请息之。师云：“吾无德，争合劳于人。”师既遍求作具不获，而亦不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言，流播寰宇矣。
《广录》另一则记出如下具体事实：百丈有一天“普请开田”回来，问黄檗：开田不易；黄檗答：这是大家干的活儿。百丈说：辛苦辛苦；黄檗答：争敢辞劳。百丈问：开得多少田?黄檗便表演了锄田的动作。百丈便喝，黄檗掩耳出去。
这是一则黄檗开田的公案。他们在讨论劳动中结合禅的教学。百丈问开得多少田?是考验黄檗在劳动中是否体会劳动即佛事的精神，黄檗的表演锄田，表达出正是如此；百丈用一喝来许可他，也是勘辨他；可是黄檗掩耳便走，正好说明他从来没有离开这个，何必再劳婆婆妈妈呢!像这种在劳动中检验禅的工夫故事，各种语录中可以信手拈出。他们愉快地劳动，愉快地商量，有时还愉快地互相撕打，老师经常吃到徒弟的锄田柄或被打翻在地上爬起来呵呵大笑，充分地洋溢着从劳动中体现出禅的欢乐。但是种田挑粪，是被士大夫看成贱役，比丘律制是三衣一钵乞食自活的(可是乞食制度在中国行不通)。《宋高僧传》说百丈禅林的“诸制度，与毗尼(律)师一倍相翻”；但是由于百丈见解的卓越，和伟大人格的感召，加以这种制度正是适应于新兴禅宗社会环境的需要，《百丈清规》的产生发挥了极大作用，《宋高僧传》称：天下禅宗如风偃草，禅门独行，由海之始也。
百丈清规是当时禅宗一种新的制度，如果没有一种有力的理论支持，也敌不过具有最高权威行遵佛制的律宗势力。
(有人向百丈)问：“斩草，掘地，垦土，为有罪报相(指既伤虫类，又违佛制)否?”(百丈)答：“宗下相承，心如虚空，不停留一物，亦无虚空相，将罪何处安着?”
禅宗心法，是全体作用，即心即佛，一切劳动业务都是佛事。由于禅宗的理论是提到最高的原则上来，“见法即是见佛”，“见色即是见心”，把色、心、佛打成“一片”的境界，任何劳动作务，哪样不是佛事。
禅宗的乐观精神，劳动热情，敢想敢说敢做，不肯落古人窠臼，在古代宗教哲学思想中可说是独树一帜。它的这种“前无古人”的精神，在现在看来还是非常生动。作为今日的百丈、临济儿孙的佛教徒来讲，应当继承发扬这种传统的优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