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之后，禅师们虽然有了专志修行的寺院，但《百丈清规》明确规定：“不立佛殿，不塑佛像”所以在国内古代佛教摩崖石刻造像中，专以禅宗为命题的实属凤毛麟角，极难一见。

然而，在四川省合川市涞滩的崇山峻岭中，南宋人却大规模地镌造了一千余尊禅宗石像，俨然构成了一个宏伟壮观的道场，被誉为“宋代巴蜀石刻的一颗明珠”而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于南宋孝宗赵淳熙年间(1174—1189)的涞滩石刻位于合川市东北约四十五公里的鹫峰山二佛寺内，靠近渠江，距天下闻名的大足佛教石刻仅一百余公里，在寺内下殿的北、西、南三面岩石之上，镌刻着释迦牟尼、迦叶尊者、阿难尊者、弥勒菩萨、须菩提长老、菩提达摩、禅宗六祖……，看上去浑然一体，气势恢宏，真实而自然地展现了禅门的宗旨和风采。

中国的禅师，在马祖道一(709—788)之前，多岩栖穴居，或寄寓律寺，居无常处，一衣一钵，随缘而往，息影江天。至唐德宗李适年间(780—804)始有丛林之设。然《百丈清规》云：“不立佛殿，唯树法堂，表法超言象也。”但这一规定，后世并未奉行。仅涞滩一地，就有“释迦说法”、“拈花示众”、“达摩面壁”、“阿难解结”、“善财采药”等题材内容。

(一)释迦牟尼说法图大型组雕

宋代释普济所撰《五灯会元》记载，释迦牟尼成道后，一日为大众说法。他登上讲坛后，却不发一言而去。文殊菩萨即对大众说：“诸位要听世尊说法，佛法就是如此。”又一日，释迦牟尼升座，众弟子云集座下，正等他说法时，迦叶尊者却对大众说：“世尊说法已经结束了。”但实际上，释迦牟尼始终没有说一句话。这就是说即不说，不说即说，因为佛法的精髓是不能用言语表达出来，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而这恰恰是禅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禅的核心是大圆满的佛心，是不可说的，因为“一落言诠，即失其旨”。

涞滩“释迦说法”的大型石刻，就是在这一禅门宗旨的指导下精心镌刻出来的。

主像释迦牟尼居于整个北崖的后壁正中、坐高12.5米，不仅为全寺造像之冠，而且也是四川有名的大佛之一，即人们常说的“合川大佛”。

这尊摩崖大佛头饰螺髻，额显白毫，两耳垂肩，颊丰颐满，双目微启，目光俯视，神态慈祥，曲二手当胸，左手掌向内，曲拇、中、无名三指，竖食指及小指；右手掌向外，曲拇指和食指，竖中、无名、小三指，作转法轮印。双脚自然下垂，呈散跏趺坐，看上去似乎正在对众生说法。他面露微笑，双唇略闭，似说非说，展现的正是’说即不说，不说即说”的意境。

为了烘托这一意境，增加气氛效果，宋艺术家们把观音、迦叶、阿难、罗汉、善财、龙女和十大弟子等，分别安排在佛祖身后和上下两侧。

首先是在世尊身后的崖壁上端，共镌刻出九百四十六尊佛像，分十八层排列，每尊均高25厘米，结跏趺坐于莲台上。其次是在世尊身后的崖壁两侧，镌刻出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立像。每侧各五尊，每尊平均高度都在3米以上，且都是圆形光头，双耳戴环，头饰花冠，两鬓各现一缕绕耳青丝。大多身着对襟轻衫，胸前皆佩璎珞，神态各异，立姿不一。有的赤足站于莲台之上，有的双脚隐于怪石之中；有的托钵于胸前，有的捧花于腹间。他们面目俊秀，体态婀娜，怡然自得，一个个仿佛都已进入了禅的最高境界。

十大弟子以下，右侧崖壁上为善财童子石像，高1.7米，圆形头光，赤裸上身，下着短裙，双手合十，衣带折叠飘拂，赤足俯首向东作礼佛状。左侧崖壁为龙女石像，高1.85米，圆形头光，双环发鬓，着轻衫衣裙，飘带飞扬，彩云缭绕，面带微笑，双手合十，侧身西向呈礼佛状。

位居十大弟子之首的摩诃迦叶，是第一次佛典结集的主持人。他少欲知足，专志于修头陀苦行，被誉为上行第一或头陀第一。释迦牟尼曾赞叹道：“有头陀行在，我法久住也。”一日，世尊在灵山会上，拈一枝金婆罗花示众，大众皆默然不得其要领，唯独迦叶尊者会心微笑。于是佛祖乃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接着又念了四句偈语：“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无；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这就是禅宗著名的以心传心的“拈花微笑”公案，亦即释迦牟尼与摩诃迦叶之间的大法授受。在这拈花微笑，心心相印之间，迦叶尊者就成为禅宗的第一位祖师。

涞滩的迦叶尊者石像通高4.45米，肩宽1.5米，肩厚46厘米，身着交领袈裟(现下半身衣纹已残损)，双手合十于胸前，仰视佛祖，面露会心的微笑。

阿难尊者石像早已残损，现存造像为明清补刻，高4.6米，双手合十容貌俊秀，头部微仰，向东作礼佛状。

阿难尊者是释迦牟尼的表弟，生性博闻强记，在十大弟子中被誉为多闻第一。迦叶尊者曾赞叹：“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难心。”他容貌俊秀，慈悲温和，颇得女人的爱慕。一次，他和一位美女相恋，但美女的社会的地位不高，是属于另一个种姓的人。按照当时的制度，他们是不可能结成夫妻的，阿难为此十分烦恼。释迦牟尼知道后，便拿出一块手巾来，打了许多结，问阿难：“这是什么?”阿难答：“千千结。”佛祖即说：“阿难啊，你的心中也有千千结啊!你爱上了一位姑娘，只因她的等级不同，不能与你相爱，所以你很烦恼，是不是?’阿难答：“是的，世尊，你能帮我解除这一烦恼吗?”释迦牟尼说：“你的烦恼别人是帮不上忙的，只有靠你自己去解脱才行啊!就像这千千结一样，只有靠你自己去一个个地解开才行。”

禅宗主张不依赖他人，倡导自证自悟；要求与外界事物接触时，不受任何迷惑，即“不在境上生心”；认为痛苦的根源是自己的错误认识，只要接受了佛教的教义，并有了领悟及证悟，马上就可以得到解脱，一尘不染，显现清净灵明的本性。正如《坛经》所说：“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佛在心中作，莫向身外求。”

在涞滩石刻中，迦叶尊者、阿难尊者和南面山崖上的须菩提长老、菩提达摩、布袋和尚，西面山崖上的大目犍连、禅宗六祖、泗州和尚造像，巧妙地组合在释迦牟尼说法图的大型组雕之中，成为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给人以和谐统一的印象。

(二)须菩提长老、菩提达摩、布袋和尚造像

南端左壁悬崖，高9.4米，宽16米，分五层造像，共计二百五十六尊。其中面向释迦牟尼的三尊主像就是须菩提长老，菩提达摩和布袋和尚。

须菩提立像高3.1米，肩宽90厘米。秃头突额，眉空尤为凸出，双耳戴环，嘴唇微闭，似说非说。身着交领袈裟，双手合十，右臂挟一竹杖。看上去面容清癯，意态虔诚。头微仰，目光投向对面高大雄伟的释迦牟尼像，宛若正在与佛祖对话。

须菩提尊者是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本是声闻行者，并不是菩萨，但由于他精通般若教理，又好入空定，被誉为解空第一。每次般若法会，都由他担任直接与佛祖问答的“当机”者。

据《五灯会元》记载：一日，须菩提正在岩窟中宴坐，忽闻诸天花雨花的赞叹声，遂问：“空中雨花赞叹，复是何人?云何赞叹?”空中答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说般若。”须菩提云：“我对般若未曾说一字，汝云何赞叹?”梵天答：“如是尊者无说，我乃无闻。无说无闻，是真说般若。”

“无说无闻，是真说般若。”后来成了禅门的机锋妙语。

位于左边的菩提达摩立像，赤足侧身，高2.73米，肩宽80厘米，头戴披风，着圆领袈裟，双手笼于袖内，置于腹前。头微向右侧，两耳饰环，目光俯视，若有所思，神态清静，体形丰满。其左侧镌刻的题记云：“当保弟□□□镌造达摩□□□此世来生福报淳熙丁酉(1177年)孟冬望日题”。

禅的始传，自释迦牟尼与摩诃迦叶之间互相授受后，二十八传至菩提达摩，形成了直指单传的禅宗。菩提达摩为中国禅宗的初祖，他生于南天竺国，婆罗门族，乃香至王的第三子，后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罗，并从其出家。梁武帝普通年间(520—526)，他自印度渡海来到广州，再北上至金陵(今南京)。传说他因与萧衍言语不契，遂渡江至河南登封县少林寺，面壁九年，迹不出山，影不入市。后遇慧可，授以禅门心法。大同二年(536)逝世。

布袋和尚立像光头圆脸，袒胸露怀，腹部圆鼓，身穿袈裟，左肩扛一大布袋，右手叉腰，左手捏紧袋口，昂首仰视，猥琐蹙额，毫无笑容。似乎只有进入禅定的涅槃境界，才能获得解脱，免除烦恼——这恰恰是禅门弟子的追求和理想。

据北宋初年释道原所撰《景德传灯录》记载，五代时期，浙江奉化长汀村农民张重天收养了一个孩子，这孩子18岁出家于大桥镇岳林寺，后成一名游方禅僧，自称“契比”。容貌猥琐，蹙额皤腹，出语无定，寝卧随处，常以杖荷一布袋，内装随身用具，四处化缘，乞求布施，人称“布袋和尚”。他曾说偈云；“我有一布袋，虚空无挂碍，展开遍十方，入时观自在。”“吾有一躯佛，世人皆不识，不塑也不装，不雕也不刻。无一块泥土，无一点颜色。画工画不成，贼偷偷不得。体相本自然，清清洁皎洁。虽然是一躯，分身千亿百。”后梁朱友贞贞明2年(916)他圆寂前。又说一偈：“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世人，世人自不识。”于是人们便传说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的化身，把他的遗体安葬在奉化城北的封山上，将“天下禅宗十刹之一”的奉化雪窦寺辟为“弥勒道场”。

(三)大目犍连、禅宗六祖和泗州和尚造像

西端右壁悬崖，高14.6米，宽24.5米，分四层造像，共计286尊。主像释迦牟尼居中而立，高3.57米，肩宽84厘米，头饰螺髻，顶上有一道毫光向上飘升，与圆形背光和祥云交相辉映。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现衣结，双手交叉，叠放腹部，赤足面北而立，面部圆润丰满，慈祥端庄，大耳垂肩，双目似睁非睁，神态安祥自若。佛祖右为大目犍连、菩提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左为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泗州和尚。

大目犍连立像高2.58米，肩宽73厘米。圆形光头，着V领袈裟，现内衣结。右手执高2.86米的九环锡杖，左手曲臂平举，赤足面东而立，身后祥云缭绕。

大目犍连是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被誉为神通第一。家喻户晓的佛教故事《目连救母》中的大孝子目连，即是此人。后在伊尸嗜利山中坐禅入定之时，被当时的裸形外道刺杀。

菩提达摩像高1.73米，肩宽48厘米，光头圆脸，着V领袈裟，双后握于腹部。不戴披风，不留卷发，无络腮胡，长眉秀目，头正颈直，双颊丰满，鼻挺口方，面带微笑，怡然自得。

慧可像位于达摩像的右下方，高1.46米，肩宽40厘米。头戴披风，额间露出一颗吉祥痣。着交领袈裟，左手前臂断折，右手捧断臂于胸前，暗示着“立雪断臂”的故事。

慧可(487—593)，欲姓姬，虎牢(今河南荥阳)人。少为儒生，博览群书，通达老庄易学。后出家，精研三藏内典，名驰京畿。约40岁时，拜菩提达摩为师，倾心大乘空宗禅法。这种禅法是以《楞伽经》为宗旨的印度大乘禅学体系，只有“上根利器”者才能领悟，一般人是很难接受的。扰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金陵沙门惠炬所撰《宝林传》记载，慧可初师达摩时，达摩只顾端坐面壁，根本不理睬他。慧可思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济饥，布发掩泥，投崖饲虎。古尚如此，我又何人，今岂有万万分之一耶!”于是，在一个隆冬之夜，天降大雪，慧可挺立于达摩洞外，久久不肯离去。及至天明，积雪过膝，达摩见而悯之，问曰：“汝久立雪中，当求何事?”慧可悲泣道：“惟愿和尚慈悲，开甘露法门，广度群品。”达摩曰：“诸佛无上妙道，虽旷劫精勤，能行难行，能忍难忍，尚不得至，岂此微劳小效而辄求大法!”慧可闻师诲励，潜取利刃，自断左臂，置于师前。达摩知其是法器，乃曰：“诸佛最初求道，为法忘形，汝今断臂吾前，求亦可在。”慧可问；“诸佛法印可得闻乎?”达摩答：“诸佛法印，非从人得。”慧可曰：“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答：“将心来，与法安。”慧可曰：“觅心了不可得。”达摩答：“与汝安心竟。”慧可于是有所契悟。这便是千古传诵的“立雪断臂”故事。

与慧可像并列的是僧璨像，高1.73米，肩宽37厘米，着交领袈裟，双手合十，看上去约40余岁，面带病容，似有隐疾在身。据《五灯会元》记载，北齐天保2年(551)，有一居士，年40余，不称姓名，拜慧可曰：“弟子身缠风疾，请和尚忏罪。”慧可答：“将罪来，与汝忏。”居士良久云：“觅罪了不可得。”慧可曰：“我与汝忏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居士曰：“今风和尚，已知是僧，未审何名佛法?”慧可答：“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无二，僧宝亦然。”居士豁然顿悟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佛法无二也。”慧可深器之，即为剃度云：“此法宝也，宜名僧璨。”并以正法眼藏及信衣(袈裟)密付于他。

左侧三位祖师造像，中立者为四祖道信(580—651)。高1.73米，肩宽37厘米，光头圆脸，双耳垂肩，着交领袈裟，双手合十，表现出“真入不二法门，证得无净三昧”的祖师风采。

中国禅宗从初祖达摩到三祖僧璨，其门徒都行头陀行，一衣一钵，随缘而往，并不聚众定居于一处。至道信、弘忍时代，禅风一变，师徒开始定居于一处，过着集体生活。他们实行生产自给，把搬柴运水等一切劳动都当作禅的修行，认为学道应该山居，远离尘嚣。从道信开始，达摩禅系由传统的“如来禅”向“祖师禅”转化，后世学者称其道为“东山法门”。

道信右为五祖弘忍，左为六祖惠能。弘忍立像高1.45米，肩宽41厘米，着交领袈裟，双手持拂尘于胸前。惠能立像高1.5米，肩宽38厘米，着交领袈裟，双手捧衣包于胸前。

造像左侧题记云：“衣钵镌造此大师□弗□道悟绝□二□六祖大师谨以上报四恩下姿三有普及法界详生成证菩提妙果。皇宋淳熙丙午(1186年)季春记。”

这组造像除释迦牟尼外，只安排了六代祖师。从达摩到惠能，“正法”的传付十分神秘，而且都是“一代一人”的秘密单传。信衣传至惠能，实际上也就结束了。

弘忍立像右侧为“泗州和尚”立像，高2.58米，头戴披风，圆形头光，面容丰润慈祥，额间有一吉祥痣，神态怡然自得，着V领袈裟，内现华丽的贴胸锦衣，着履面东而立，后壁祥云缭绕。其右侧还有四尊立像，大概是他的弟子木叉、慧俨、慧岸诸人。

据北宋释赞宁(919—1001)所撰《宋高僧传》以及《五灯会元》记载，泗州和尚为西域碎叶国人，生于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元年(627)，卒于唐中宗李显景龙3年(709)。俗姓何，出家后法名僧伽。初期活动于西凉一代，后云游楚水吴山，在泗州临淮县(今安徽泗县)建普照王寺，故时人称之“泗州和尚”，被视为神僧。传说他常与神灵对话，替人治病辄手到病除，且有特异功能，“或预知大雪，或救旱飞雨，神变无方，测之恒度”。李显将其迎入长安，赐号“证圣大师”。这位禅门奇僧唐五代时期颇有名气，民谣云：“只闻有泗州和尚，不见有五县天子。”当时全国各地寺院几乎都有他的塑像或画像，如敦煌莫高窟72号龛门外南侧就绘有一位禅僧，头戴风帽，身着大圆袈裟，跏趺静从于深山古刹之中，榜题“圣者泗州和尚”。

(四)尾声

涞滩摩崖造像，以静谧而古老的“鹫峰禅院”(清代易名二佛寺)为基地，不仅在内容上反映了五代以前禅宗的历史梗概和宗旨，而且在艺术风格上也有它的特色，充分显示了宋代禅师和工匠的智慧和才能。

首先是世俗化的特色。

任何一种文化从一个国家输入另一个国家，首先必须适应输入国传统的文化，这是为历史所证明的客观规律。石窟艺术亦不例外，尽管它是由古印度经南、北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但作为一种外来艺术要在当地生根开花，就必然要打上该地区世俗化的烙印。事实上，石窟艺术从踏上中华大地的那一天起，就融进了华夏传统文化的血液。

一个国家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接触的深入，必然会出现矛盾冲突。冲突的结果，不是两种文化融合为一，就是强大的一方吞并掉弱小的一方。如果说，经过西晋到隋唐的演变，石窟造像艺术已经完成了向中国化转变的话，那么，到了五代两宋，它就更加中国化和世俗化了。

就涞滩世尊造像而言，除了佛像所必不可少的螺髻、高鼻、长眉、深目等特征之外，从整个形体神态来看，与其说是佛祖，不如说是一个慈祥的长者。又如携杖的须菩提，双手笼于袖中的达摩，扛袋的布袋和尚，头戴风帽的泗州和尚……，都活脱脱是人间形象，而非虚无缥缈的“神”的形象。

再如众多的罗汉群像，或卧或站，或高或矮，或美或丑，或胖或瘦，或老或幼，或悲或喜……。有的挑水砍柴，有的推车运物，有的牵狗戏玩，有的抚琴自乐，有的看书识字，有的窃窃私语，有的正襟危坐，有的仰面朝天，有的张口欲呼，有的双唇紧闭，有的憨厚诚实，有的狡黠老练，有的挥拳欲斗，有的合掌参禅，有的勇武骠悍，有的文静端庄；有的翘腿抱膝，怡然自得；有的闭目托腮，若有所思……，生活气息十分浓郁。这正是禅宗“饥时餐倦时眠”，“平常心是道”、“搬柴运水俱是佛法”的真实写照。

众所周知，罗汉造像的出现始于晚唐，而且是在禅宗风行海内之后才广泛流布的，其原因正是受了禅宗世俗化的影响，涞滩石刻不啻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其次是具有独创性。

迄今为止，在国内唐宋摩崖石刻造像中，专以禅宗为命题的，除了涞滩石刻外，尚未发现第二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