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刊主页1995年度第六期禅的开拓精神是佛教中国化的关键
 

禅的开拓精神是佛教中国化的关键

张康临

六朝以来,受儒家疏注之习,玄学讲说之风的影响,佛教义学蔚然兴起,宗派林立,佛教界弥漫了繁琐哲学的气息。达摩患其胶著文字语言,别创直指心性的禅,称为“教外别传”,唯指四卷《楞伽经》加以印心。慧能进一步发扬光大,卓然树宗风,传法派,因有五宗分灯,各出手眼,显示了中华民族在宗教方面特有的创新精神。

达摩从印度传来的“禅”,为什么到六传惠能才“大行其道”呢?这里有个中国化的过程。汤用彤先生说:“中国葡萄是西域移植来的,但是中国的葡萄究竟不是西域的葡萄;棉花是印度移植来的,但是中国棉花究竟不是印度棉花。”必须“经过很大的改变”,“适应新环境”,“成为中国的佛教,乃得中国人广泛的接受。”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没有量的发展,也就没有质的飞跃,印度的佛教就是这样向中国化来了个大的转化。

佛教之所以中国化,关键在哪里?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禅宗是最有代表性的,不妨作为中国化的主要矛盾看待;其次矛盾的双方,也还有主要方面,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首先从思想方法上看,禅宗能突破陈规,发扬特有的革新精神;其次在宗教领域内,它能放开思想,融进本土的传统文化。所以能变革,化得快,别具一格,风靡一时,流传千古。

这里我觉得不应该以英雄造时势,领袖造历史的观点,只集中于对六祖或某个别的人的进行分析,而应该从整个禅宗风格、精神状态来综合分析,这样才符合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当然,六祖是关键人物,但禅宗的作风,也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有其相似的倾向性和多样化的手法,所谓“万紫千红总是春”,识得东风面貌,倒也不等闲了。

革新精神的发扬

既云革新,就要敢字当头,也要破字当先,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推陈则无以出新。禅宗在这方面,可以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用一个“顿”字,正显其快刀斩乱麻的气概,斩钉截铁的果断。不怕权威,不要教条,横扫千军,一往直前,正佛教之所谓“大雄大力大丈夫。”

1、敢于向权威挑战,和传统决裂:

梁武帝是历史上最兴崇佛教的一个皇帝,远自异国而来的达摩,在百官面前,否定了他造寺度僧印经的所谓功德。话不投机,掉头就走,“千军万马唤不回,”这是禅宗第一回合的挑战姿态。蔑视传统帝王的尊严,一点面情也不留,多难堪!

一个大字不识的舂米汉,居然批判起一位深通世出世间学,七百众的教授师,好不识位份!五祖又竟然把衣钵交了这个卢居士,这种作法,更是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

在滑台无遮大会上,神会公然否了“两京法主,三帝门师”的正统,而归之于南下的“獦獠,”扬顿抑渐,扭转乾坤,使“普寂之门盈而后虚,”天下言禅者,从此“皆本曹溪”。

这种作风也播及底层,卖点心的婆子,一句话难倒了挑着《青龙疏钞》去南方降魔的周金刚,最后在大殿上点起一把火,烧掉了他毕生辛苦的专著。……所有这些都发扬了这种英雄气概,向权威挑战,和传统决袭。中外宗教,唯禅宗才有这种凌厉诸方,叱咤一世的豪气。

2、能打破一切框架,反对形式主义和本本主义:

相传达摩九年面壁,四祖也六十年“不倒单”,然而六祖见人坐禅却用棒打起,斥为“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怀让也用磨砖作镜来启发住庵习坐的马祖,指出“如牛驾车,”只打牛不必打车,使禅风大变。六祖对内侍薛简更直截了当地说:“道在心悟,岂在坐也?”从此了然“禅非坐卧,”打破了传统习禅的基本形式,而把禅扩大了到了“担泥拽石何妨道,运水搬柴好用功,”形成中国所特有的“农禅”特色。

禅宗有两个最型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故事。一个悟反焚《青龙疏钞》的德山祖师,他在举火时说:“穷诸玄辩,若一毫置于太空,绝世机枢,似一滴反入巨海。”意味着语言概念只能描述现象世界的极小的点滴,再会巧辩也徒劳无益。

一个求悟而焚书的香严祖师,他本是一个能说善辩,问一答十的人,因沩山一问,在经论上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答案,请沩山开说也遭拒绝,因叹道“画饼不能充饥”。理论知识不能代替实践,就烧掉所有经卷,最后终因芟草掷瓦击竹得悟。

六祖说:“口诵心不行是被经转”,“不是转经”。雪峰禅师“饭箩边饿死人,临河边渴死人,”更形象地比喻、讽刺了教条主义。

后来临济禅师的一段对话更明显。王常侍曾问临济“这一堂僧还看经么?”答:“不看。”“还参禅么?”答:“不学禅。”于是王常侍奇怪了:“经又不看,禅又不学,毕竟作个什么?”临济的回答是;“总教伊成佛作祖去。”佛教最终目的并没有放弃,因为六祖早说过:“诸佛妙理非关文字。”教人莫在概念中打滚,故纸堆里讨生活。禅宗的这种强调独立思考,摒弃传统,反对迷信权威的做法,倒有一种叛道者的味道。

本土文化的融入

禅既扬弃语言文字,也反对静坐冥想,六祖谓“空心静坐,百无所思”为“无记空”,这种邪见人“更不可与语。”后来禅宗把这“无记空”叫做“黑山下坐”,“死水里浸,”“鬼窟生涯,”大慧甚至指斥“默照”为邪禅,可见禅并不是一味的虚无主义,佛教认为“顽空”比“著相”错得更远,同样是违背佛法的。

禅是要人扭转思维活动的习惯方向,而向“般若”转化。“般若”是佛教的核心,即佛的知见,是一种深邃的宗教智慧。所谓“不住一切相”“活泼泼地”圆融无碍。有点像儒家所形容的“从容中道”“左右逢源,无入而不自得”的精神境界。“转识成知智”一定要有悟才行。

宗教与文化是个交叉的概念,向来有不解之缘。何况佛儒两家的思想路线,实质上并没有多大差别,特别是修养方法,又都着重于内省、反思、自我修持。在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的长期融化过程中,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禅的开明处,在于他扩大思想阵线,开放思想禁区,面向现实,突出主体,把彼岸和此岸,一以贯之,以克服个体与永恒的矛盾,提高佛教的透明度、扩张力,向学术界、思想界渗透,与传统的中国文化逐渐融为一体。

1、面向生活,不许脱离现实:

儒家重入世而非出世的传统思想,在中国社会已根深蒂固,提倡积极用世,强调生活现实,从而形成舆论压力,抨击那些单纯出世的论调。所以佛教的小乘和大乘比较,大乘在中国就吃得开。儒家从尧舜起,就要求“善与人同”,孟子进一步提出“与人为善”要“兼善天下”,稷契的“人饥已饥”,“人溺己溺”,伊尹“匹夫匹妇不被其泽,若已纳之沟中”,这种博大胸怀,处处以济人利物为念,不仅与大乘利他精神一致,而且也具体体现于现世生活;医学与道家也有“天人合一”“天地同根,万物一体”的提法,石头希迁阅《肇论》“会万物为己者,其唯圣人乎”!便道“圣人无已,靡所不己”,豁然有所领悟。这就是要求中国佛教应该是即入世而出世的度世精神,站在高出世间的水平来观察认识处理纷纭的世间问题,把哲学家独特的风格和现实主义态度,合二为一。印度精华的大乘思想和中国传统的治世精神得到有机的结合,焕发崭新的光芒。六祖“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得到普遍的传扬,庞蕴“神通并妙用,运水与搬柴”的诗句,也大为人们所传诵。后来禅门大德,也都从“生活课题”中来启发禅机,把眼光引向现实的土壤,强化在日用处下功夫,如僧问青原如何是佛法大急?答云:“庐陵米作么价?”僧问赵州:“万法归一,一归何所?”答云:“我在青州做一领布衫重七斤。”僧问永明;“如何是大圆镜?”答云:“破沙盘。”乃至云门胡饼赵州茶,岘子台盘寒山茄……如此类话头,不胜枚举。影响所及连辟佛的程伊川诠《中庸》“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也指出“此一节是子之学为人处,活泼泼地。”

2、偏重主体,追求生命的永恒:

《赤壁赋》云:“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栗,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于对比中对生命的渺小短暂,不胜浩叹,这就是“追求无限”的一种朴素的宗教意识,哲学和宗教都有对永恒的追求,不过所对待的态度不同。孟子云:“万物皆备于我。就是把无限引入有限之中,中医学上的“天人合一”与道家“人是小天地”,都是企图把两者结合统一起来。

佛教则用“三界唯心,”归之于一心。六祖通过五祖讲《金刚经》后悟到“自性本自具足,自性本自清净,自性本不动摇。自性能生万法……”。从而发挥出“自性是佛,离性无别佛,”“佛法即是自性中,”“学佛常于自性观,即与诸佛同一类,”缩短了众生与佛的差距,突出了主体的地位,这和儒家着重内心生活的修养,恰好走到一起——印度的佛性论,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绽开新的奇花蕾。尝一滴而知大海,即平凡而见伟大,在现实中实现超越的佛性和个体内在本心的终极统一,缩短了涅槃彼岸与世俗社会的距离。从反思内省着手,解决宇宙与个人的矛盾,启发人们从主体处寻根,进行自我开发,求得自我亲证,这里禅宗有两则公案:

一个和尚念经,道膺隔窗问他念的是什么?答:“《维摩经》,”道膺说:不是问《维摩经》,是问念的(那个能念的人)是什么经?

谏议胡汝霖亲手写《观音经》送给圆通,圆通拈起说道:“这个是《观音经》,那个是谏议经?”答“是某人写的。”圆通又说:“我说写的是指写的那个是什么经?”

正如柴斯达顿说:“人会认识宇宙、然而却不认识自我,自我比任何星球都来得遥远,”也就是特革斯所谓“人生最困难的事,是认识自己。”

把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引向自我反省,是禅宗顿修的直捷途经。如慧海参马祖求佛法,祖曰:“自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作什么?”顿时言下知归,回去著《顿悟入道要门》。马祖见书赞道:“越山有大珠,圆明光透。”从此传遍丛林。慧海因而获得“大珠禅师”的光荣称号。后来有个茶陵郁山主悟道诗云:“我有神珠一颗,久被尘劳封锁,今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两则都是智慧的内在论的例子。

儒家从孔孟以至宋明理学,都侧重内心生活的修养。孔子的“为仁由已,”孟子的“反身而诚,”曾子的“正心诚意,”到陆象山更注重向内反省以回复本心,连朱熹也以将自家身体入到道理中去为“入道要门,”而受药山禅师的影响,唐李翱著《复性论》,更是明显的援佛入儒。

禅宗把主体提高到本体的地位,引导人们去开发自我,使矛盾内化,真理自心化,以求彻证自心的最高境界——使宇宙的终极价值和个体永恒生命融合为一,是其他任何教派所没有提到的。本文著重从精神面貌,思想状况,试行分析禅宗与中国化的关系,重点阐发其开拓精神,不打算涉及其他方面的争议,不当之处,请同道们惠予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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