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刊主页1995年度第二期“参禅”与青年自我开发
 

“参禅”与青年自我开发

程长川

本文试从文化精神和思想方法的角度,分析考察“禅”的特点与当代青年思想契合之处,对“如何利用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自当代青年”这一命题,从理论上作了一种尝试性的回答,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实现途径和操作方法。

——作者按语

近几年来,禅宗和它的思想,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东方还是西方,“禅”都是文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谈禅论道几乎成了一种流行的时尚。

流行的未必都有价值,但流行都有流行的理由。“禅”,作为一种宗教色彩很浓的东方传统文化和修行方法,为什么会引起宗教感情日益淡化的现代人如此的兴趣和重视呢?

带着这个问题,今年8月,我参加了中国佛教协会在河北赵县柏林禅寺举办的第二届生活禅夏令营。平心而论,赵县的经济并不发达,环境污染却很严重,也没有名山大川可供观光游览。八月酷暑,正在修复中的柏林禅寺生活条件更是艰苦:没床,没蚊帐,没电扇,还不时停水停电,但它却吸引了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的150多名“禅”的爱好者。(报名人数是实际参加人数的6倍多。举办单位未作任何宣传广告。)营员中,年龄在30岁以下的青年占80%以上,大专以上文化的超过70%,大部分是在校的大学生、研究生,还有不少人是第一届“生活掸”夏令营的营员。为期7天的夏令营活动,坦率地说,要求是很严格的:每天晚上十点按时熄灯就寝,清晨四点半准时起床,白天上殿,“用斋”(就餐),“出坡”(劳动),听课坐禅,安排非常紧凑。可以说,夏令营生活不仅清苦,而且辛苦。但出人意料的是,习惯于“九三”生活方式(上午九点起床,午觉睡到下午三点)的大学生,在这里却都能很好地接受“丛林生活”的严格考验,所有活动都能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其组织纪律性比大学生军训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不同的是,这里没有任何外在的监督和纪律的约束,全凭每个人内心的自觉和自律。活动结束后,调查问卷显示,几乎100%的营员都表示:下次还来。

“禅”,对当代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竟有如此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于是,作为青年思想教育专业的学生,我开始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作为爱好“禅”的现代青年应该怎样通过学禅、“参禅”,从中吸收有益的营养,更好地开发自己的潜能?作为青年工作者,应该怎样从古老的东方传统文化--“禅修”中获得启示,更好地引导青年进行自我认识、自我净化、自我教育和自我开发?

一、禅是什么?

青年自我开发,就是青年利用自身的觉悟、智慧和力量开发自己各方面的潜能。

要讨论“参禅”对青年自我开发的价值和意义,首先要回答———什么是禅?或者——禅是什么?

但,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因为禅门历来认为“禅”是不可言说,无法定义的,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说是一物即不中”。其实,历代掸师对“禅”下过无数的“定义”,类如:“干屎橛”、“麻三斤”等等,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但所有的“定义”其实都无非是用不同的语言重复相同的结论——“禅”是无法定义的。

为什么呢?

这与“禅”的历史传统和表达方式有关。

禅学界一般认为,“禅”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和三种历史形态。从印度本土佛教到达摩东来,一直发展到五祖弘忍,是禅宗发展的第一阶段,称为“如来清净禅”。“如来禅”还保留着印度佛教的许多特点,(“如来”就是“如其本来”)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思辨理性的特性,但“禅”的基本特性已经包含在其中,那就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印度佛教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吸收了儒、道诸家的思想,发展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从内容与形成上逐渐完成了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从六祖惠能(亦作慧能,638—713年)开始,中国的禅宗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佛教经典的权威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祖师”(禅师)的语录,这一阶段的禅也就被称为“祖师禅”。“祖师禅”摆脱了宗教形式的束缚,甚至开始脱离宗教的内容,不礼佛,不跪拜,不念经,不烧香、不坐禅,甚至“呵佛骂祖”,“劈佛作柴”,一切都强调自力更生,自己作主。这种中国化了的禅宗,符合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和价值取向,深受中国人的喜爱。它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特别是“会昌法难”以后,禅宗几乎取代了其他所有佛教宗派,“禅”成为中国佛教的别名。禅宗在唐代发展到鼎盛之势,并开始向海外传播。

第三个发展阶段是“现代禅”。“现代禅”的形式和内容与宗教的联系都更少了,着重面对现实人生,提倡“禅”的精神、心态和方法。台湾耕云先生首倡的“安祥禅”,以“安样的心态”为核心;净慧法师首倡的“生活禅”,以“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为旗帜,都几乎不带宗教色彩。“现代禅”的实质是:运用禅的精神和方法,分析、解决现代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障碍和问题。“现代禅”可以说是脱去了“禅宗”的外衣,只留下“禅”的内核,它符合现代人的心理特征,贴近现实生活,很有现实感、亲切感,所以在纷纭变幻的现代生活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徒”。可以预言,在未来的几十年中,“禅”的全面复兴将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

“禅”的发展史就是“禅”适应时境变迁而不断调整自身的内容与形式的历史,就是“禅”一步步从“禅宗”的宗教外衣中抽身出来,更加充满新鲜活力的历史。在“禅”的各个发展阶段和历史形态中,其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虽然各异,但“禅”的基本特征和文化精神是一贯的,不变的。

那么,什么是“禅”的基本特征和文化精神呢?

首先,“禅”的特点表现在文字上有一种飘逸感,在文学和艺术上充满了性灵的闪烁;其次,在认知方法上,反对纯理性思维,强调直觉把握和实践理性,在思维方法上不拘泥,不执著,时时内现出创造性思维的火花;另外,在生活境界上追求一种“超越感”——既“入世”,又“出世”,既认同社会公认的价值,没有惊世骇俗的学说,而是实实在在地关心现实人生,使“禅”贴近生活,活泼可亲,同时又超脱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务和价值,没有宋明儒学那种非人本、反人性的“价值压迫”和“异化”。

“禅”的这些基本特征是其文化精神的外在表现,“禅”的文化精神比较完整地体现在六祖慧能提出的“即心即佛”、“顿悟成佛”、“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思想中,可以概括为六个字:平等、自主、创新。

平等

相传六祖慧能第一次参见五祖弘忍时,五祖问他“汝是何方人?”六祖回答,“弟子是岭南人。”五祖又问:“你来干什么?”慧能答:“不求余物,唯求作佛。”五祖再问:“你是岭南人,又是獦獠(少数民族),如何堪作佛!”六祖当仁不让地反驳:“人有南北,佛性岂有南北!”——这种“佛性平等”、“人皆可成佛”的思想,充分反映了禅宗的平等观。

“禅”的平等观来源于大乘佛教的思想。大乘佛教认为,“万法平等”——人与物,人与人,老师与学生,好人与坏人,君子与小人,圣人与凡人都是平等的,所谓“在圣不多,在凡不减”——人和人没有本质的区别,从潜在的可能上说,只要努力,人人都可以成“佛”(大彻大悟的人,而非神)。常人与“佛”的区别在于“悟”与“未悟”,一旦“了悟”,就可“转凡为圣”,“立地成佛”。且不说这种绝对的“平等观”偏颇与否,它对处于“社会边缘人”角色的青年人是很有感召力和诱惑力的,因为它从理论上揭示了青年自我设计的巨大空间和青年自我开发的无限可能,激励青年人积极向上,奋力开拓,不断进取——你想成为什么,你就可以成为什么,你的未来就是你现在设计的蓝图,你明天的收获就是依你今天的耕耘和播种。

自主

既然“万法平等”,既然“在圣不多,在凡不减”,那么,我们谁都没有理由充当别人的“救世主”,也没有理由让别人来主宰、支配自己的命运,一切都是自己作主,自己负责。禅门认为,人的命运操于自己,“要知过去因,现在受者是;要知未来果,现在作者是。”苏东坡问佛印禅师,“人持念珠念观音,观音持珠念何人?”佛印答:

求人不如求已。”这些无不充分体现了禅的自主精神。在这里既无超自然的神灵,没有先知先觉的圣人,也没有宿命的迷信色彩,一切都是自己造就的:自力更生,事在人为。

禅门提倡“疑而不信”(世界上所有宗教都以“信”为基础,唯独禅宗例外。),对“祖师”,对“佛陀”的说教也可以大胆怀疑,甚至发展到“呵佛骂祖”的极端形式。对待学生提问,禅师常常会给予一种与问题毫不相干,令人莫名其妙的答复,(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答:庭前柏树子。)或者干脆不回答,而是以某种动作,例如打学生一拳、一棒或大喝一声,取代语言。我认为,这不是故弄玄虚或格守“不立文字”的传统(“不立文字”并非“不用文字”),其主要目的,是要“逼”学生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自己去独立参省,自己去寻求答案,以达到“豁然开释”,而不是求助于老师的权威。

“禅”不仅承认人的自主性,高扬人的自主性,而且还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把这种“自主精神”体现在“说法”、“参禅”的整个过程中。难怪一位参加过“生活禅夏令营”的大学生很有感触地说:“我们的军训教官和辅导员都应该向大和尚好好学习。”

创新

既然“万法平等”,对任何权威和偶像(如“佛”、“祖师”或“佛经”)的崇拜也就失去了基础。“佛”不仅可以学习,而且可以超越,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执著不放”的理由。这就为创新扫除了最大的障碍——心灵的封闭与束缚。

所以,“禅”不仅是“自主”的,而且是“自由”的——真正的禅者,总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和方法,而不是局限或拘泥于前人的方式、理论的权威,时时表现出一种灵活自如、无拘无束的创新精神。

“禅”的这种“创新”精神,在“禅宗”的发展史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无论是各个历史形态的转折,还是对各种环境的适应,乃至对具体“公案”的回答,“禅”都能根据时境的变迁,作出相应的调整。(“禅”传到以基督教为传统和正统的西方国家,竟然产生了现在流行于欧美诸国的“基督禅”。)

“自由”与“创新”,可以说是现代人普遍崇尚和追求的两种基本价值,而“禅”却深刻地体现了这种精神,其与当代青年思想暗合之妙,令人叫绝。

有着数千年历史传统和浓厚的宗教色彩的“禅宗”,在脱去其宗教外衣之后,我们发现,它的基本文化精神暗合了当代人的思想特点,与当代人的基本价值追求遥相呼应,这也正是“禅”学热在现代人中不断升温的内在原因,也是利用“参禅”来实现青年自我开发的根本理由之所在。

二、如何“参禅”?

“禅”不是迷信,“参禅”也不是为了单纯地把人们引向宗教的信仰,而是要借助“参禅”的形式,吸收“禅”的营养,开发和发展自己各方面的潜能。如此,无论对个人的人生,还是整个社会的整体进步都是有益的。

禅宗是实践性很强,生活气息极浓的一个宗派,它没有建立系统的理论体系,也不存在固定的修行方式和方法,搬柴运水,饮水吃饭,举手投足都可作为“参禅”的方式。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传统“参禅”的根本中心就是“戒”、“定”、“慧”三学,戒、定、慧既是“参禅”的目的,也是“参禅”的途径和手段。

戒是佛教(包括禅宗)道德生活的基础,它包含止恶(戒律上叫“止持”)和行善(戒律上叫“作持”)两个方面。禅宗所讲的“戒”有许多层次,其中最基本的是“五戒”和“四摄”。“五戒”是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四摄”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四个基本准则,即“布施、爱语、利行、同事”。也就是说:未成佛道,要先结人缘,广为布施;待人接物要用柔和的语言,而不能用粗鲁、讽刺的语言伤害别人;禅者的所有言行都应给大众带来快乐和利益,“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禅者要善于与人共事,潜移默化地去感化他人,和谐人际关系,共谋事业发展和进步。

“持戒”,不仅仅是简单地遵守道德教条,它的实质是要实现道德的自觉和自律,培养一种无私无我,舍我利他的高尚情操和伟大人格,

“参禅”能够塑造独立的个性,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自在洒脱的人生。掸门在人格的自我塑造和培养方面,留下了许多佳话和光辉的典范:

有人问赵州禅师,“百年之后,要去哪里?”赵州回答:“到地狱去!”“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藏菩萨的誓言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真正的禅者,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为大众谋福利的事业,从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这种人格力量从哪里来?

从积年累月对“戒”的不断“修持”中来。“持戒”就是要“扬善止恶”。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晚年倾心禅学,曾问当时著名的“鸟巢禅师”,“什么是佛法大意?”禅师回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很不以为然,认为“佛法大意”不可能是这种简单的道理。——其实,禅虽然追求自由、洒脱、自在、放下,但这只是它的风格,禅的根本伦理是大乘佛教的“大悲精神”,强调学佛首先要讲究做人,“参禅”必须学会生活,超脱不忘随缘度众,并且要求把这种精神化为自觉的行动,落实到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去。所以,“鸟巢禅师”说:“佛法大意三岁孩儿都懂,能够真正修行的人却不多。”

“参禅”首先要加强道德的修养,用自省、自觉、自律的精神培养忘我、无我、舍我的情操,并在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中去实践这种人格。

有一首禅诗道破了“参禅”的效用:“开悟之前,砍柴挑水;开悟之后,挑水砍柴”。——“参禅”既不能让我们获得物质的利益或感官的享受,也无助于物质生活的直接改善,“参禅”所能改变的不是我们的生活,而是我们对生活的态度。所以通过“参禅”,首先要获得一种宁静,安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态。这种专注而不散乱的心态就叫做“定”。“定”的心态成长为一种稳定的心理素质,就叫“定力”或者“定性”。

“参禅”对身心的调节作用,已被许多人的实践所证实。郭沫若早年留学日本时,曾一度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学业受挫,痛苦万分。后经人引导,勤修禅定,终于使身体康复,其后诗思泉涌,不久就完成了《女神》的创作。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最初就任首相的四个月中,就有l1次跨进寺院,每次都花二三个小时坐禅。他认为坐禅能够使紧张的神经得到松弛,获得一种安样超脱、圆融无碍的心境。

笔者也曾运用“禅定”的方法,比较成功地进行过一次心理咨询和治疗。来访者是一位大学一年级的男生,性格内向,患有“强迫思维症”,经常不由自主地思考诸如“人为什么活着”之类的问题,理不出头绪,找不到答案,又不能停止思考,严重影响了睡眠、休息和正常的学习、工作,非常苦恼,试过多种心理治疗方都未能奏效。根据“禅”的理论,我拟定了一个治疗方案,包括两个要点:1.一开始思考这类“疑难问题”,就找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端坐桌前,调整呼吸,自然放松,把所有想到的内容都如实地用笔和纸记录下来,一直写到不想思考为止;2.每日坐禅,修“数息观”,即把所有的注意力都专注于呼吸上,细心体会气息的出入、长短、粗细、冷暖,默数呼吸次数。运用第一种方法,来访者当天就感到“效果很好,想的次数少了,每次想的时间短了,思考起来也比较有条理。”两种方法同时使用,两周后患者症状完全消失,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台湾耕云先生在部队任职时也曾经用类似的方法,治愈过一位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其实,这种方法的运用,在“禅定”的修行中完全只是一种雕虫小技而已。“禅定”的功用主要不是为解除心理障碍和疾病,而是要培养一种不为物扰,临危不乱,处乱不惊,视死如归的“定力”,即良好的心理素质。一个在“禅定”中“了生死”———彻悟为理想献身不是个体生命的断灭,而是对生命的超越和礼赞——的人,是视死如归、无所畏惧的,具备这种心理素质的人也可能被击败,但永远不会被击倒。

禅宗主张“悲智双修”,要让“悲”与“智”的精神贯穿整个修行过程的始终,要求参禅者既有“普度众生”的精神,又要有救世救人的智慧。

慧,就是智,就是智慧。

“禅”的智慧体现在两个层次,两个方面,即思维方法、教学方法的小智慧和哲学思想的大智慧。

“禅”在思维方法、教学方法、表现方式等方面的智慧俯拾即是,不胜枚举。禅门有公案1700多条,祖师语录无数,这些公案和语录,从最浅显的层次看,无不充满了“脑筋急转弯”的机智和智慧。例如,问:什么是忠言?答:你娘丑陋。问:迷于幽谷,如何找出口?答:随流去。问:高峻难上时如何?答:老僧自住峰顶。等等。

须要特别指出的是,参掸不是做机智问答,在这些看似语言游戏的公案、语录中,蕴含着丰富的、深刻的哲学思想,这才是“禅”真正的大智慧。

“禅”,是一种与西方传统思维方式完全不同的思想,但它却在20世纪引起了西方思想界广泛的注意和重视。这或许是因为“掸”的哲学思想与现代西方思潮有着某种内在的相合之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家,到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在他们身上往往都可以看到受禅宗思想影响或与禅宗观点相契合的痕迹。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在读铃本大拙的禅学著作时说:“这正是我在我所有著作中所要说的。”(W.Barrett:《铃木大拙选集·导言》)创立“集体无意识说”的精神分析学派心理学家荣格,对铃木大拙的禅学研究很感兴趣,认为心理分析与禅宗有许多互通之处(铃木大拙:《通向禅的道路·荣格博士的禅观》)。现在,“禅”的研究和修持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这不是偶然的,从深层原因看,是由于禅与当代思想界在许多重大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禅在解决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上开始显示出一种蓬勃的生机。

那么,通过“参禅”,我们可以获得哪些哲理的启示呢?

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禅的“超逻辑”性。

“禅”的这种超理性色彩突出地表现在它对逻辑悖论的态度中。人类思维一向为两难命题、二律背反、悖论、“怪圈”等等所困扰,悖论的存在说明了逻辑思维的局限性,或者说,逻辑思维在事实面前陷入了窘境。从发现悖论,到企图从数学中排除悖论,到最后承认悖论,科学在这个问题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得出的结论是:人类无法用逻辑来证明逻辑提出的问题(即“哥德尔定理”)。禅宗从一开始就承认悖论、正视悖论,并认为理性在悖论面前完全无能为力,主张靠超越理性、超越逻辑的“悟”来消除悖论。所以,禅门留下了许多非逻辑的偈语,如“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再如,“张公饮酒李公醉”,“石牛长吼真空外,木马嘶时月隐山。”等等。甚至禅宗还主张舍弃语言,回归事实本身。

禅宗的超理性色彩,乃至现代西方的反理性主义思潮,都有科学发展史和认识论上的深刻原因。禅宗的“悟”能代替科学解决悖论吗?

其次,是禅宗的“即心是佛”观。

在西方传统哲学思想中,都采取一种二元结构的方法论,自然与社会,主观与客观,思想与存在都是对立的关系,这种对立的核心是主观与客现的对立。而禅宗与现代西方现象学(或存在主义)都反对“逻辑(语言)中心主义”,主张“面向事实本身”,企图通过“现象”、“经验”来摆脱这种对立关系。禅宗以“即心是佛”观为“存在”找到了归宿,认为存在之迷只能在“真我”中寻求解决。

在这个问题上,禅宗只是一种更为精致的宗教唯心主义呢?还是为解决主客观的分裂对立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再者,是禅宗的“直观思维”的认识论。

在认识方法上,禅宗特别注重个人“心灵体验”,它强调以单纯、直接、实际的方式把握认知对象,而坚决反对而且摒弃了认知的中介物,避免抽象、表现和华丽的词藻,甚至认为语言也会成为认知的障碍(即“文字障”)。所以“禅”是知觉的、直感的,甚至时时流露出某种“无意识”的倾向,人们甚至感到,在诗中比在哲学中更容易找到“禅”的表现形式。

人们常说,禅的根长在印度,禅的花开在中国,禅的果却结在日本。日本大和民族对禅的运用确实高明。禅的精神、思想和方法已经广泛渗透到日本的绘画、诗歌、茶道、柔道、剑术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中国是日本一衣带水的邻邦,在许多方面(包括禅宗)都曾经是日本的老师。面对“学生”的全面繁荣与进步,我们不应仅仅从经济方面学习,而是应逐渐深入地认识“禅”对当代人所具有的巨大潜力与作用,重视、学习、应用、实践,使大乘中土禅机盎然,繁荣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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