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法常新

大约从本世纪初叶开始，中国佛教即出现了所谓“现代”与“传统”、“革新”与“保守”的分野。在一般人的认识里，“现代派”是改革、激进的，“传统派”是消极、保守的。在历史洪流的激荡下，此二者的壁垒日趋森严，甚或发生一些碰撞、纠葛。有些人一旦思维中国佛教发展的趋向，就惯于将视野窠臼在“传统”与“现代”的二难中，或流于一边，或莫知所从。

这是一个烦恼，一个时代的烦恼。

烦恼的外缘当然是中国文化自上世纪开始受到异域文化的冲击，烦恼的内因则是我们这些承担佛教慧命的人缺乏透彻的智慧和中道的心态。

以我的意见，就佛陀的教法应机施设而言，佛教不应该有现代与传统的分别，佛教，究其根本意趣，它永远是现代的，是当下的。

所谓佛教永远是现代的，是指佛教应该永远契合当时、当地社会人心的因缘形势而新之又新，新新不已，引导人们如何在当下离苦得乐。

佛陀为化导众生故出现于世。为什么要化导众生呢？国为佛陀以觉者的智慧洞彻众生生命流转的困窘苦痛，他最知道：众生需要佛法。反言之，佛法也需要众生。佛陀的教法并非凭空施设、无的放矢，而完全是为了疗治众生的疾病，是应病与药。药是为病而设的。离开了病，药全无价值。这样看，佛法不能在众生的疾苦之外存在，它应该与众生紧密相关、呼吸与共。否则就会为人们所遗忘，乃至被时代所抛弃。

这便要机教相扣，或者说契理契机。

契理契机的教化永远是现代的，永远是当下的，永远是新的。近代太虚大师论述此一问题至为深刻，他在《新兴能贯》一文中讲到：“平常所说新，乃对旧的反面而言，而佛法真胜义中无新无旧……。然依佛法契理契机的契机原则，以佛法适应这现代的思想潮流及将来的趋势上，在一个区域之中，一个时代里面，适应其现在的将来的生活，则有一种新的意义，便是契机的意思。根据佛法的真理，去适应时代性的转移，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作用。……即是佛法活跃在人类社会或众生世界里，人人都欢喜奉行。”依这种理路透视当代佛教，不仅能释然于“革新”与“保守”、“传统”与“现代”的紧张，而且能摆脱种种悲观情绪，获得既沉着坚毅又进取无碍的心态。

处在时代大潮汹涌向前、人类生活日新月异的今天，教内有种种悲观情绪，要而言之，不外是：

其一，以为佛陀在二千多年前创立的教法已不能适应时代人心的现实，不能指导人类精神的净化与提升。这是对佛教自身的悲观。

其二，以为现今时代科技失控、道德沦丧、人心惟危，信仰日益淡化，人类文化如刹车失灵的汽车正冲向危险的深渊，“孺子不可教也！”这是对人类命运、对众生善根的悲观。

这二种悲观都会消弱我们的愿力的智慧，涣散我们弘法的勇气，所以我们应对之生起觉照。

佛陀的教法是当机的。这个“机”是指一切时空里的众生，而不仅限于古印度。佛陀对人类内心世界及生命规律的揭示过去如是，现在如是，未来亦如是。比如人性的弱点－－贪、嗔、痴、慢、疑，现在的人们是不是就摆脱克服了呢？不是的。不同的只是表现形式有了变化，其实质并无二致。所以，佛法最根本的内容是法尔如是、亘古常新的，它永远不存在过时与否的问题。事实是到目前为止，人类文化史上尚没有一种宗教、一种哲学有佛教这样强大的生命力。它悠久的历史、精深的教理、广大的覆盖面，它成就的难以数计的觉者，以及它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这一切无可争辩的事实，在人类文明史上罕见其匹。

佛法在今天不仅没有过时，相反正当其时。因为这个时代，佛陀所针砭的人类的烦恼比以前更为炽盛，表现得更为充分明显。佛法的清凉甘露适得其需。所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现在正应是佛法的春天，是法雨普润、挥洒甘霖的时节。但困难的是如何才能做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就需要弘法者具足阔大的胸怀、超人的胆识和善巧方便的教化方法。

至于众生的善根，那是和其烦恼业障同样深厚的。佛陀当日在菩提树下慨叹：“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佛陀的慨叹源于其智慧的灼照，我们的悲观是因为智慧的黯弱、愿力的缺乏和泥古不化。如果说要革新的话，首需革除的是我们的懒惰与迂执；如果说要保守的话，我们需永远保守佛陀乃至历代祖师对众生的信心及其观机逗教的善巧。如死执陈规而忽视时代人心的新形势，那恰恰是对佛陀、对历代祖师度生弘愿的背离。

要之，我们应紧扣契理契机这一中心，把握时代的因缘而作对机的教化，这才是佛教现代化的真意，也唯有如此，佛教才能维系其万古常新的生命，作人类精神的导航灯。

二、现代化与化现代

现时佛教发展的种种疑难和缺陷都集中在契机这个问题上。如何使佛教更好地契合现代人的根性，适应时代的环境而又能发挥改善现代环境的作用，这就是佛教现代化的内涵。

众所周知，中国佛教最兴旺的时代正值封建小农社会。现今时代社会的经济活动、政治结构、文化氛围和过去相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和佛教关系最密切的有以下几点：社会经济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演变为市场经济，商业活动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日益重要的位置；地球上人类生活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各种不同的宗教、哲学在更大的范围以更快的速度发生交汇、碰撞；交通工具的发达、传播手段的进化使信息的交流、人员的往来更易摆脱时空的限制；人类生活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先进的科技手段使人们的感官享受日益丰富多样，而人们要满足感官的需求也比以前更方便、更自由……

和上述因缘相适应，我以为我们今天应着重发扬人本的佛教、社会的佛教、世界的佛教的精神，充实、丰富人间佛教的内涵。

人本的佛教，就是要以人为本，关怀人生、发达人生、净化人生，着眼于现实人生当下烦恼的淡化、智慧的增上、道德的提升、生活的改善，从而达至人生的解脱。珍视人生，这其实是佛教的本义。佛陀是以人身应化在人间。人间是希望与苦痛参半，清净与杂染参半，光明与黑暗参半。人生具有最大的能动性和无限创造的可能性。校诸经教，处处皆可发现人身难得、珍惜生命的教义，说明佛教是以人为本的充满智慧的宗教。

人本的佛教应该高扬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主题，以之启迪、摄受现代人。觉悟人生是智慧解脱，奉献人生是慈悲关怀。二者的融和无间就是菩萨的人生，是大乘佛法的真精神。

社会的佛教，就是要积极参与而不是消极隐遁。我们要充分利用科技手段，通过各种社会渠道面向社会弘法，并积极主动地兴办各种利益人群、服务社会的文化、慈善、福利事业，介入社会、参与社会，使佛教界成为社会各阶层中一个真正的实体。

世界的佛教，就是要面向世界、走向世界而非闭关自守、抱残守缺。佛教本起源于古印度，后来逐渐向印度周边国家传播，形成今天弘扬国际、覆盖全球的三大语系的佛教。这一历史事实表明了佛教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适应性。我相信，佛教可以在一切地区、一切人种中生存发展。和古代相比，现今的传播手段日新月异，惭愧的是，我们在对外弘法方面作出的努力却远不及古人。

建设世界的佛教我以为应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三大语系佛教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其二，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对佛教文化予以新的阐扬发挥。这方面的工作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日本铃木大拙氏在向西方介绍禅方面作出的贡献。他能用新的哲学语言在东西方宗教、哲学比较的视野内阐述禅，所以能引起许多西方人的兴趣。其三是大力向异域弘法。欧美现在都已有佛教的寺院，但据我所知，它们主要面向亚裔侨民，真正直接向西方人民弘法的还不多。
人本的佛教、社会的佛教、世界的佛教就是人间佛教，也就是现代化的佛教。这自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理念，而是一个历史实践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会有一些不能适应时机的东西被扬弃，会有一批续佛慧命的菩萨应运而生，人类历史文化将展现更为灿烂的篇章。

今天，当我们探索佛教当前与未来的发展问题时，我深深感到我们不仅不能否定古人，而是要认真、深刻地学习古人。以中国内地佛教而言，许多古德在接受、消化印度佛教、创宗立说方面表现出来的胆识和智慧，是我们今人难以望其项背的。近现代佛教采用的一些形式其实是古已有之：今之居士林，古有义邑；今之慈善事业，古有无遮大会、修路建桥、悲田院、养病坊等；今之大众弘法，古有俗讲师、唱导师；今之佛教文艺，古有雕塑绘画、变文、押座文等等。看起来在观机逗教、善巧方便方面，我们并不比古人现代化，相反倒是迟钝、保守了。我们只要有古德那份勇气和魄力，佛教现代化的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这是说佛教需要现代化。佛教现代化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借用一位学者的论述，他认为佛教现代化的目的是要化现代。我想这应是佛教现代化的根本所在。佛教现代化是契机，是随缘；佛教化现代是契理，是不变。现代化不是随波逐流，而是因势利导。佛教始终应有深远超越的眼光，慈悲摄受现代人，作时代精神的航标，在适应潮流的同时，要引导潮流。因为现代文明的繁荣只是一种幻象，人类的心灵仍然在盲目地流浪，佛法能引导人们走上离苦得乐的幸福之道，使之回归到精神的家园。立足现代，立足当下，这应该是佛教永恒的价值目标。

三、世纪末的回顾与前瞻

今天，我们在讨论佛教的现代挑战与前景时不能不注意到当前这一特殊的时空因缘。二十世纪就要结束，新世纪正隐隐约约地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崭露头角。我们不禁又要对中国佛教已走过的路投下审慎的一瞥。

如果将公元前二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作为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纪录，那么中国佛教已经走过了将近二千年漫长的历程。在这近二千年的历史中，源出印度的佛教中国化了，同时它也深刻地影响中国，化中国。中国化与化中国，这就是中国佛教的历史主题。这二千年中，佛教在中国取得了也许是（佛教）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成就。回顾中国佛教辉煌的过去，我们不能不对历代高僧祖师在使佛教中国化、在以佛法化导群生方面的无上功德深表赞叹和感恩。以我的意见，在这诸多大德中有三位大师的贡献最为突出，堪称佛教中国化、佛教化中国的三座里程碑。他们是：道安大师、慧能大师、太虚大师。这三位大师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回应了各自时代佛教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为佛教继续发展开辟了新的纪元。

道安大师生活的时代，佛教已经在中国传播三百多年并开始广泛渗入中国社会各阶层，经法流行，义学昌盛。虽然如此，佛教从教理教义到组织制度都处于混乱状态，并未找到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形式。道安大师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他整理芜杂的经典，著作经录，阐扬性宗并制定教团的规范宪章。粱《高僧传》载：“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规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道安大师的贡献还不止于此，他最早致力于改变当时格义佛教依附老庄玄学的局势，阐述佛法独立不共的教义。他还培育出像慧远法师等一大批高僧。总之道安大师的努力使初来乍到的佛教从僧团制度、经典流传到教理教义，一方面适应了中国国情，另一方面获得了自己独立的存在范式，厥功致伟。

慧能大师是中国古代佛教史上最具开拓进取精神的人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中国禅宗实际上的初祖，他开创的禅宗维系了中国佛教自中唐以来的法运。

在慧能大师的时代，佛教在中国流传六、七百年，义学大畅，而佛陀出世说法的本怀却日见隐晦，所谓“分别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慧能大师以大无畏的气魄作雷音狮吼：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法的真精神在于立足现实，明心见性，“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可以说，慧能大师以自己的修证和通俗晓畅的语言揭示了佛法的秘密藏。此后一千多年在他的智慧照耀下觉悟的人难计其数。禅，禅宗，是佛法应机中土的大事因缘，而慧能大师则是成就这一大事因缘最关键的人物。直到今天，中国佛教能为现代人解粘去缚、能同世界文化接轨的，禅宗最契时机。
离我们最近、对今天的思考最有启发的是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所处的时代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代。异域文化在先进军事和科技的掩护下冲击到古老的中国，把中国文化一下子推到存亡绝续的边缘。几乎每个文化领域都面临着严肃的抉择：是裹足不前被时代淘汰，还是励精图治走向新生？而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在那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更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其传统的存在形式已不适应时代因缘姑且不论，尤为甚者有强大的外力接二连三摧残佛教，欲将其置于死地：张之洞的“庙产兴学”、袁世凯的《监督寺庙条例》、冯玉祥等的毁庙逐僧……，佛法的慧命有如千钧系于一发。太虚大师就是在这样的惊涛骇浪中挺身而出的菩萨。

太虚大师一生整理僧伽制度、培养佛教人才、兴办佛教文化事业的功绩，勿庸我在此多论，我只想指出一点：他契理契机地回应了中国佛教在本世纪所遇到的挑战，为当时的佛教开创了新的局面，为佛教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今天讨论中国佛教的出路时应该继承太虚大师的思想，完成他的未竟志业。事实上我们现在做到的并没有超出太虚大师的设想，他的许多想法比我们想像的更大胆、更具前瞻性。

太虚大师适应时机，开创了中国佛教未来发展的新机。如果我们能继承先德的遗范，以契理契机为原则，勇猛沉着，敢于承担，继续传统而不泥古，适应时机而不流俗，即现代化，又化现代，则中国佛教乃至世界佛教必将在下一世纪迎着挑战，泽被群生，大放光芒。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于赵州祖庭问禅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