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佛教界及佛学界的上层，大体上，除了住持寺院的和尚大德及在家修持的大居上外，各佛学家、甚或宗教家似乎都将佛学的现代化视为佛教的现代生命所在，而所谓的佛学现代化又主要是指知识性的工作。譬如现代佛学的权威学者美国天普大学傅伟勋教授在1991年12月香港安身立命国际研讨会上，所提出的关于佛学现代发展的十大课题（见香港法住出版社《安身立命与东西文化（论文集）》），笔者当听他宣讲时，就感到知识意味相当重，事后认真读他的论文，发现无一课题谈及信仰与修持。事实上，这种重知识而轻忽信仰与修持意义的文章，在宗教性刊物上也有表现，谈的大多是知识意义的学术，很少见到谈信仰与修持的文章。这在学术性或以学术性为主的佛学刊物上，当然是正常的；然而表现在法物上就有点令人费解，给读者造成的感觉是似乎一谈信仰与修持就不现代了。

对佛教与佛学在现代的知识主义倾向，我个人一向存有疑虑，不敢作无保留的赞同，并常与皈依佛门又专心佛教研究的弟弟谈起。诚然，佛教在现代需要生存与发展，这里有一个知识问题，知识问题如果处理得好，也可成为僧俗两众生命进路的一个助缘而有意义，“一切善法，皆因大善知识能发起故”，“不能自悟，须得善知识示道见性”（《坛经》）；否则和尚大德就无须弘法宣道了。但是上述知识主义的倾向忽视了佛教，其实也是一切宗教的一个本质性问题。这个问题，从道理上说，即宗教本身是个信仰问题，而不是一知识问题，佛教亦然。也就是说佛教是生命性的、存在的，是生命的学问，而信仰关乎佛教生命的存在与发展；知识是非生命性的，对于生命本体来说，知识的建构，有时实在是平添枝蔓的。关于信仰对佛教的意义，出身于支那内学院的当代哲学大师熊十力先生，在其《存斋随笔》中就说得很清楚。他说：“佛法，本以信仰为主。而理智与思维，只为其信仰，供说明与辩护之用的。”

信仰之所以是生命性的、存在的，是因为有信仰始会参与，而知识本身只是一对象化、外在化的处理结果。关于信仰的这个意义，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有个说法倒是曾经启示过的。他在《公众的信仰》（COMMONFALTH）一书中说，公众的信仰绝非虚无之物，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连续性的经验、灵验和试验，是一种参与（Participation）的过程。

参与是行为性的，参与其实就是投入。所以对佛教僧俗两众来说，参与、投入的过程其实是修持的过程。如此，佛法就能在信仰者的生命中生根，使佛法生命化。六祖说：“悟般若法，修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法身等佛；念念若行，是名真有。”对佛教生命存在而言，无信仰无修持是没有什么真实意义的。知识之有意义，乃在有可使你昭昭明白立信而进一步付之参与行为的可能性，若能由知识而信仰而参与，这也可谓是一处理得当的知识进路，是善知识。否则，所谓知识，也不过是空口说白话，于佛教生命的存在与发展是了不相干的，至少无甚直接关系。当年，正是针对叠床加屋的知识主义倾向，惠大师才径直倡导“明心见性”，“自用智慧观照，不假文字”，不加修饰的。

其实，佛教有其现代发展的问题，这并不错。但因此是不是就可以说佛教传统的生命智慧、二千多年前佛祖所创立的佛法，在现代就没有或不能发挥安身立命的作用，而获得善男子善女子的信仰发四弘大愿呢？恐怕不能说，傅伟勋教授曾言，佛法是佛学研究所以成立的真实生命的源头，实际上肯定了这一点。我想，从事实上说，冀望佛教与佛学有一现代知识表现，恐怕相当程度上是知识阶层精英阶层的建构要求与知识满足欲，世间比知识阶层多得多的善男信女并不关心这个问题，却仍虔诚地在礼佛持戒以为安身立命所在。据大陆学者调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普通群众信仰佛教的日益增多。就南方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上海等地而言，各地区的佛教协会和较大的寺庙，几乎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收徒、传戒活动。而每次皈依、受戒的佛弟子，少则数百人，多则上千人，绝大部分都是普通群众。1987年5月8日，福建省佛教协会在雪峰寺和崇福寺两地分别举行的为期十五天的传戒活动，四众弟子受戒人数1700余人。（引见高振农《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佛教的特点与其发展趋势》）他们只是从传统佛教汲取滋养。相反，有的年轻和尚在知识活动著书撰文以后，反而由出家而还俗，惹得教内教外议论纷纷。尽管就其个人来说，还俗不必指责。但就佛教生命的存在与发展言，总归是负面意义的，不能不说是重知识而轻忽信仰与修持的苦果。

佛、法、僧，并为佛教的三宝。佛教生命在现代的存在与发展，我看，不是或主要不是在佛学的现代知识化，就是佛学存在的理由与意义也并不是本身，而都是在僧俗两众的信仰与修持，在众生的生命。弘法也在弘扬佛法，并非以佛学的现代知识化为目的。知识，再现代，对佛教生命的存在与发展，只能是个助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