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佛教，无论何宗何派，从会昌以后，衰微零落，几乎至于灭绝，这个法难，至今还为学者所叹息。而在这不绝如缕的形势之中，渐渐苏其残喘，犹得保留他的伟大势力的，要算只有一个禅宗。现今全中国的丛林，十九属于他的旗帜之下。所谓“曹半边、临天下”，就是讲的天下丛林，大都是属临济宗的，有一半是属曹洞宗的，实质上说，大都是禅宗的。禅宗的传布骎骎焉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局面，也可谓因祸得福，盛极一时。而中国佛教的一线生机，也就仗着禅宗这一宗承续连绵以至于今日。不然，即不说早已亡了，也确实难以为继。这样显明的事实，是一般学佛者所共认，而禅宗莫大的功绩，也是一般学佛者所共知。但是在这中间，我们推崇这一派的禅宗，却不可忘了当年拼命弘扬这一派禅宗的神会和尚。

本来这一派的禅宗，便是南宗，在最初的时期，仅仅流传于岭南一带，偌大的中国，却完全是另一派--北宗--所占有。那时北宋的神秀大师与其弟子普寂义福两大师，都是身为帝师，得着时主的崇礼，声名盖国，若不是这位为法忘身百折不挠的神会老和尚出来，大胆的将北宗推翻，这一派的南宗，又焉有出头之日，又焉能建立这件莫大的功绩。

然而在最近一千年之间，一般佛教徒的脑海里面，对这位神会和尚，仅有些微淡漠的印象，而他老人家当时一番丰功伟绩，几乎无人能知。却亏了胡适之先生，从敦煌所出的写本之中，寻到了许多重要的禅宗史料，才将他老人家努力和北宗论战的事迹表彰出来，引起一般学者的注意，才知道他是南宗北伐的总司令，他是新禅学的建立者，他是《坛经》的作者，他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胡氏表彰古德之功，自然也应记功表彰。对于他所搜出这位古德为法忘身百折不挠的事实更应肃然起敬，景仰不置。

可是我在这景仰的中间，回顾一下隋唐以后禅宗独盛的佛教历史，却触引起了一种特殊的感想。因为根据上面所谈，人家都要说，中国佛教的幸存，是存在这位神会和尚手里，而我却要说，中国佛教的衰亡，也就亡在这位神会和尚手里。

何以故呢?我们知道北宗是渐修，南宗是顿悟；北宗重在行，南宗重在知；北宗主由定生慧，南宗主以慧摄定，这是两宗最大的差异。

现在推翻北宗而专弘南宗，便是不尚渐修而惟尚顿悟，不重行而惟重知，不主由定生慧而惟主以慧摄定，这是神会和尚所造成的一种风气。

这种风气是怎样的呢?我们试看当时的佛教徒，以不立文字而轻弃一切经卷，以无念为宗而指斥修习有为，以定慧齐等而反对坐禅入定，以立地成佛而破除三劫五乘，以机锋肆应而驰鹜空谈玄辩，莫不舍难趋易，弃实崇虚，积习相承，每况愈下，驯至不知圣教究何所说，不知修行应何所依，正信还未生根，便说已经开悟；菩提尚没发心，侈谈已经见性。更不要说那些等而下之不堪言说的自欲以下的事实了。于是佛教亡矣。

近代中国的僧侣，往往不通经教，不事修持，推究根源，其主要根源之下便是专弘南宗的流弊，而这位神会和尚，不能不负着这个责任。

然则南宗本不及北宗么?这又不然。南宗不仅没有不及北宗之处，而且实在高于北宗。

那么，神会和尚力弘南宗，又何以有上面所述的种种流弊呢?这便因为他推翻北宗而偏弘南宗之故。本来南宗之高于北宗，如人立于塔顶，塔顶的人，自高于塔，假令将塔拆去，而这人仍欲依着原来高度立住，不是要悬空了么?
何以说南宗之高于北宗如人立于塔顶呢?我们须知一念相应即成正觉，在上根大器，原可不假修持，若是我们这一般具缚凡夫，惑业深重，虽说本来都有佛性，但为无明锢蔽，何从显露，这便不能不由修而悟，由行而知，由定而慧，在那修之尽，行之至，定之极的时候，应当有顿悟的法门，破除他的执著，而那些未修未行未定的人，却不能一例而观，因为他还谈不到呢。由此说来，北宗实为初首方便，南宗实为向上工夫；北宗应居于前，南宗应居于后；南宗之高于北宗，不俨如一个人立于塔顶么。

我现在再举出一个明证，便是那南北两宗根本的两个偈子。

北宗神秀禅师偈云：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南宗慧能禅师偈云：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着尘埃。

相传南宗慧能禅师，便因此偈战胜了神秀禅师，于是五祖的衣钵，不传于大众推崇之秀上座，而传于执贱役不识字之卢行者，南宗证诣之高于北宗，也就可想而知。但慧能神师这个偈子，完全是对治神秀禅师的那个偈子。换句话说，就是要先有秀上座的境界，才可以进于卢行者的境界，若没有秀上座的那个偈子，那么，卢行者的偈子便没有用了。只就着文字上说，我们若是单看后面这一个偈子，不是要觉得他有些不成话么。

所以说，南宗之高于北宗，如人立于塔顶，必须先有这个塔，然后这个人才可以高。可惜后来的人，只看着些对治的话头，不明对治的深意，只知道自己所立的地位高于塔，却尽力的将这个塔完全拆除，不想塔既拆除，自己便无依傍，上焉者悬空过活，下焉者堕落深泥，便有近代僧侣的流弊。

这位神会和尚，他有这样为法忘身百折不挠的精神，自然也有一种境界，我想他也是一位立于塔顶的人，只是他为着推翻北宗而建立南宗，不觉将这个塔拆去，使后来一般学者，无从学他的高，不是堕落深泥，便是悬空过活，这是拆塔的人不能不负其责的，因此我说，中国佛教的衰亡，也就亡在这位神会和尚手里。

说到这里，我还是要回转头来，说说后来一般学者。本来有许多菩萨，为着当一时之机，不免有些偏赞之外，譬如龙树菩萨，因当时学者执一切有，便广弘大乘的“毕竟空”义以为对治；无著菩萨，因当时学者又执一切空，便广弘“如幻有”义以为对治；而实际上谈“毕竟空”一义的，并未尝抹煞那“如幻有”；谈“如幻有”一义的，也未曾抹煞那“毕竟空”，不过有些偏赞罢了。不幸后来的人，不善于学，听说“毕竟空”义如何高妙，便将“如幻有”义破斥无余；听说“如幻有”义如何精圆，便将“毕竟空”义抗拒不纳。由此就在广大纯静的教海里面，酿成了空宗有宗之争，这岂是当初那位菩萨所期望所许的么?这位神会和尚，他造成的这一种风气，固然流弊很多，究竟他也是当机偏赞，不失为一种方便，至于舍难趋易，弃实崇虚，积习相承，每况愈下，还只要怪着后来一般学者，因此我虽说，中国佛教的衰亡，也就亡在这位神会和尚手里，却还须加上这一条重要的声明。

最后，我还有一点意思，便是从历史的方面，用考据的方法，以研究佛学，这是我们的东邻日本人所优为，并且为之几十年，有许多地方，固然能考证前人的错误，显出当时的真相，于佛学的研究，不为无功。但是印土素无完备的历史文献即不足征，而佛法微妙甚深，又往往不能从时方上加以限制，若拘拘焉迷信历史，偏重考据，眼光便多所障蔽，所见也只囿于一隅，故纸徒攒，时感误谬，即不误认，也不免“执其小而失其大”，我们的德邻，不是时常 有这种现象么。可是我并不因此抛弃历史和考据，并不附和那一般完全反对这种方法的人，因为历史和考据，实在也有相当的价值，只不过要靠着人善于采取，善于运用罢了。譬如胡适之先生所校订的这一本《神会和尚遗集》便是从历史和考据上用心，虽说是小小一册，不是也有很大的贡献么。因此，我一方面对于迷信历史和偏重考据的佛教学者有点看法，一方面仍然赞成佛教学者参用历史和考据，这便是我读胡适之先生这一部书最后要附带说明的一种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