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刊主页1993年度第二期话说禅宗历史一大公案——读《神会和尚遗集》志感
 

话说禅宗历史一大公案

——读《神会和尚遗集》志感

吴明

中国的佛教,无论何宗何派,从会昌以后,衰微零落,几乎至于灭绝,这个法难,至今还为学者所叹息。而在这不绝如缕的形势之中,渐渐苏其残喘,犹得保留他的伟大势力的,要算只有一个禅宗。现今全中国的丛林,十九属于他的旗帜之下。所谓“曹半边、临天下”,就是讲的天下丛林,大都是属临济宗的,有一半是属曹洞宗的,实质上说,大都是禅宗的。禅宗的传布骎骎焉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局面,也可谓因祸得福,盛极一时。而中国佛教的一线生机,也就仗着禅宗这一宗承续连绵以至于今日。不然,即不说早已亡了,也确实难以为继。这样显明的事实,是一般学佛者所共认,而禅宗莫大的功绩,也是一般学佛者所共知。但是在这中间,我们推崇这一派的禅宗,却不可忘了当年拼命弘扬这一派禅宗的神会和尚。

本来这一派的禅宗,便是南宗,在最初的时期,仅仅流传于岭南一带,偌大的中国,却完全是另一派--北宗--所占有。那时北宋的神秀大师与其弟子普寂义福两大师,都是身为帝师,得着时主的崇礼,声名盖国,若不是这位为法忘身百折不挠的神会老和尚出来,大胆的将北宗推翻,这一派的南宗,又焉有出头之日,又焉能建立这件莫大的功绩。

然而在最近一千年之间,一般佛教徒的脑海里面,对这位神会和尚,仅有些微淡漠的印象,而他老人家当时一番丰功伟绩,几乎无人能知。却亏了胡适之先生,从敦煌所出的写本之中,寻到了许多重要的禅宗史料,才将他老人家努力和北宗论战的事迹表彰出来,引起一般学者的注意,才知道他是南宗北伐的总司令,他是新禅学的建立者,他是《坛经》的作者,他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胡氏表彰古德之功,自然也应记功表彰。对于他所搜出这位古德为法忘身百折不挠的事实更应肃然起敬,景仰不置。

可是我在这景仰的中间,回顾一下隋唐以后禅宗独盛的佛教历史,却触引起了一种特殊的感想。因为根据上面所谈,人家都要说,中国佛教的幸存,是存在这位神会和尚手里,而我却要说,中国佛教的衰亡,也就亡在这位神会和尚手里。

何以故呢?我们知道北宗是渐修,南宗是顿悟;北宗重在行,南宗重在知;北宗主由定生慧,南宗主以慧摄定,这是两宗最大的差异。

现在推翻北宗而专弘南宗,便是不尚渐修而惟尚顿悟,不重行而惟重知,不主由定生慧而惟主以慧摄定,这是神会和尚所造成的一种风气。

这种风气是怎样的呢?我们试看当时的佛教徒,以不立文字而轻弃一切经卷,以无念为宗而指斥修习有为,以定慧齐等而反对坐禅入定,以立地成佛而破除三劫五乘,以机锋肆应而驰鹜空谈玄辩,莫不舍难趋易,弃实崇虚,积习相承,每况愈下,驯至不知圣教究何所说,不知修行应何所依,正信还未生根,便说已经开悟;菩提尚没发心,侈谈已经见性。更不要说那些等而下之不堪言说的自欲以下的事实了。于是佛教亡矣。

近代中国的僧侣,往往不通经教,不事修持,推究根源,其主要根源之下便是专弘南宗的流弊,而这位神会和尚,不能不负着这个责任。

然则南宗本不及北宗么?这又不然。南宗不仅没有不及北宗之处,而且实在高于北宗。

那么,神会和尚力弘南宗,又何以有上面所述的种种流弊呢?这便因为他推翻北宗而偏弘南宗之故。本来南宗之高于北宗,如人立于塔顶,塔顶的人,自高于塔,假令将塔拆去,而这人仍欲依着原来高度立住,不是要悬空了么?
何以说南宗之高于北宗如人立于塔顶呢?我们须知一念相应即成正觉,在上根大器,原可不假修持,若是我们这一般具缚凡夫,惑业深重,虽说本来都有佛性,但为无明锢蔽,何从显露,这便不能不由修而悟,由行而知,由定而慧,在那修之尽,行之至,定之极的时候,应当有顿悟的法门,破除他的执著,而那些未修未行未定的人,却不能一例而观,因为他还谈不到呢。由此说来,北宗实为初首方便,南宗实为向上工夫;北宗应居于前,南宗应居于后;南宗之高于北宗,不俨如一个人立于塔顶么。

我现在再举出一个明证,便是那南北两宗根本的两个偈子。

北宗神秀禅师偈云: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南宗慧能禅师偈云: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着尘埃。

相传南宗慧能禅师,便因此偈战胜了神秀禅师,于是五祖的衣钵,不传于大众推崇之秀上座,而传于执贱役不识字之卢行者,南宗证诣之高于北宗,也就可想而知。但慧能神师这个偈子,完全是对治神秀禅师的那个偈子。换句话说,就是要先有秀上座的境界,才可以进于卢行者的境界,若没有秀上座的那个偈子,那么,卢行者的偈子便没有用了。只就着文字上说,我们若是单看后面这一个偈子,不是要觉得他有些不成话么。

所以说,南宗之高于北宗,如人立于塔顶,必须先有这个塔,然后这个人才可以高。可惜后来的人,只看着些对治的话头,不明对治的深意,只知道自己所立的地位高于塔,却尽力的将这个塔完全拆除,不想塔既拆除,自己便无依傍,上焉者悬空过活,下焉者堕落深泥,便有近代僧侣的流弊。

这位神会和尚,他有这样为法忘身百折不挠的精神,自然也有一种境界,我想他也是一位立于塔顶的人,只是他为着推翻北宗而建立南宗,不觉将这个塔拆去,使后来一般学者,无从学他的高,不是堕落深泥,便是悬空过活,这是拆塔的人不能不负其责的,因此我说,中国佛教的衰亡,也就亡在这位神会和尚手里。

说到这里,我还是要回转头来,说说后来一般学者。本来有许多菩萨,为着当一时之机,不免有些偏赞之外,譬如龙树菩萨,因当时学者执一切有,便广弘大乘的“毕竟空”义以为对治;无著菩萨,因当时学者又执一切空,便广弘“如幻有”义以为对治;而实际上谈“毕竟空”一义的,并未尝抹煞那“如幻有”;谈“如幻有”一义的,也未曾抹煞那“毕竟空”,不过有些偏赞罢了。不幸后来的人,不善于学,听说“毕竟空”义如何高妙,便将“如幻有”义破斥无余;听说“如幻有”义如何精圆,便将“毕竟空”义抗拒不纳。由此就在广大纯静的教海里面,酿成了空宗有宗之争,这岂是当初那位菩萨所期望所许的么?这位神会和尚,他造成的这一种风气,固然流弊很多,究竟他也是当机偏赞,不失为一种方便,至于舍难趋易,弃实崇虚,积习相承,每况愈下,还只要怪着后来一般学者,因此我虽说,中国佛教的衰亡,也就亡在这位神会和尚手里,却还须加上这一条重要的声明。

最后,我还有一点意思,便是从历史的方面,用考据的方法,以研究佛学,这是我们的东邻日本人所优为,并且为之几十年,有许多地方,固然能考证前人的错误,显出当时的真相,于佛学的研究,不为无功。但是印土素无完备的历史文献即不足征,而佛法微妙甚深,又往往不能从时方上加以限制,若拘拘焉迷信历史,偏重考据,眼光便多所障蔽,所见也只囿于一隅,故纸徒攒,时感误谬,即不误认,也不免“执其小而失其大”,我们的德邻,不是时常 有这种现象么。可是我并不因此抛弃历史和考据,并不附和那一般完全反对这种方法的人,因为历史和考据,实在也有相当的价值,只不过要靠着人善于采取,善于运用罢了。譬如胡适之先生所校订的这一本《神会和尚遗集》便是从历史和考据上用心,虽说是小小一册,不是也有很大的贡献么。因此,我一方面对于迷信历史和偏重考据的佛教学者有点看法,一方面仍然赞成佛教学者参用历史和考据,这便是我读胡适之先生这一部书最后要附带说明的一种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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