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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济禅风述要 温金玉 |
禅宗自慧能以后,以其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风,席卷全国,迅速传播开来。“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由慧能弟子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两系逐渐衍化出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家,后又从临济宗石霜楚圆门下分出黄龙慧南和杨岐方会二派,合称“五家七宗”。各派皆以不立文字、直探心源为宗旨,应机接物,大辟机用,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宗风禅法:沩仰宗禅风细密,师资唱和,语默不露,事理并行;临济家风,全机大用,棒喝齐施,势如山崩,机似电卷;曹洞家风绵密,默照暗推,敲唱为用,理事回互;云门宗禅风孤危险峻,人难凑泊,简洁明快,超脱意言;法眼宗风,对症施药,垂机顺利,渐服人心,削除情解;黄龙派门庭严峻,人喻如虎,禅不假学,贵在息心;杨岐派神机颖悟,钳锤妙密,浑无圭角,宗风如龙。其中尤以临济宗机锋峻烈,单刀切入,在禅宗各家中,影响最大,变革最烈,开一代禅风。本文仅就临济禅风作一简略的评述,以就正于诸位大德。 临济一门的开创者是义玄禅师。义玄(787-867),曹州南华人,出家后广究毗尼及经论,既而到各处参学。后蒙黄檗希运禅师印可,遂于唐大中八年(854),至镇州(今河北正定县)临济院,广接徒众,门风峭峻,盛于一代。弟子有存奖、慧然、志闲等二十余人。后世临济宗法系大多出于存奖门下,有南院慧顒、风穴延沼、首山省念、汾阳善昭、石霜楚圆。楚圆门下有黄龙慧南、杨岐方会。起先黄龙、杨岐二派并盛,数传黄龙派则法统断绝,杨岐恢复临济旧称。在禅林五家中,自宋元后,实际只有临济一宗独盛,其余各宗或归绝灭,或就衰微,所以有“临天下”之说。临济宗亦成为中国禅宗流传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宗派。 纵观临济禅的发展史,其禅风尽管是全机大用、棒喝齐施,基本延续了所谓“卷舒纵擒,杀活自在”的家风。但随着禅宗自身的发展、社会时代的变迁,临济宗接化手段仍有蜕变和区别,大致可以分为义玄的“临济喝”、汾阳善昭、圆悟克勤的“文字禅”和大慧宗杲的“看话禅”三个发展阶段。 临济喝 临济义玄继承道一、希运“触类是道”的思想,进一步提出“立处即真”的主张,强调任运自在,随缘而行。因而采用种种方便接引徒众,更以机锋峭峻著称于世。义玄接化学人,每以叱喝显大机用,世有“临济喝,德山棒”之称。这种“棒喝”宗风成为日后中国禅的主要代表。《碧岩录》第八十七则有:“德山棒如雨点,临济喝似雷奔”。《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卷下有:“德山棒、临济喝,独出乾坤解横抹,从头谁敢乱区分?多口阿师不能说。临机纵,临机夺,迅速锋芒如电制,乾坤只在掌中持,竹木精灵脑劈裂。或宾主,或料简,大展禅宗辩正眼。”以上说法形象生动地揭示出义玄所倡导的宗风玄旨。义玄一整套灵活接化学人的手段,主要有“临济三句”、“三玄三要”、“临济四喝”、“四宾主”、“四料简”、“四照用”。 (一)临济三句:是义玄禅师接引学人的三种方法。第一句:三要印开朱点窄,未容拟议主宾分。第二句:妙解岂容无著问,沤和争负截流机。第三句:但看棚头弄傀儡,抽牵全借里头人。第一句指言语以前真实之意味。三要,指真佛、真法、真道;印开,即开显佛祖心印。三要印开,指一念开悟,真佛具现,而至成佛。第二句沤和为梵语“方便”的音译,截流机指断灭烦恼而得解脱。此句具体说明真佛具现的绝对,不容有任何方便。第三句是专对不通第一、二句的钝根之人而设的各种方便法门,犹如有人牵动的木偶。认为“若第一句中得,堪与佛祖为师;若第二句中得,堪与人天为师;若第三句中得,自救不了”(《五家宗旨纂要》)。强调悟性须参活句,莫参死句,活句下荐得,堪与佛祖为师;死句下荐得,自救不了。 (二)三玄三要:是临济接引学人的手段之一。其目的在于使人领会言语中权实照用的功能。义玄禅师曾云:“大凡演唱宗乘,一语须具三玄门,一玄门须具三要,有权有实,有照有用”(《人天眼目》卷一)。据《五家宗纂要》,第一玄为“体中玄”,是指使用一般语句,发自于真实的心体,以显示真实的道理,参学弟子虽然明白其中道理,但因机用滞着于悟的境域,而不能得着真正的自由。第二玄为“句中玄”,指使用语意不明确的巧妙言语,不拘泥于语言本身,但能显示其中玄妙道理,意谓已进入相对自由境界。第三玄为“玄中玄”又作“用中玄”,指离于一切相待之论理和语句等桎梏的玄妙句。所谓“于体上又不住于体,于句中又不着于句。”语言虽出自心体却又离于心体,虽有所表达却又不具体说出,参禅者只有从中体验,进入自由的领域。 “三要”与“三玄”配合,着重指出言语重点。第一要,强调摈绝一切客观事物,在破相上下功夫,不离正面语言。第二要,强调随机应变,不执著于言句,灵活应用,进入玄妙境域。第三要,强调随机发动,反照一心,即使有言说,亦必须是超越肯定、否定等具体形式。 “三玄三要”的宗旨在于破除参禅者对“我”、“法”的执迷。在此基础上着重指出语言文字的某种局限性,而诱导学人悟得言外之意、言外之境。 (三)临济四喝:义玄接化学人,常施棒喝,“四喝”即是其常用的四种方法。《临济录》载:“师问僧:‘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喝如踞地金毛狮子,有时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么生会?’僧拟议,师便喝”。临济一喝有多种效用。第一喝为发大机之喝,于学人系著知解情量,拘于名相言语时用之犹如宝剑截物一般。第二喝为大机大用之喝,若修禅者为测度师家,来呈小机小见时,震威一喝,有如狮子咆哮,振聋发聩。第三喝为师家为了勘验学人的修行,或者学人为了测试师家时所用,为勘验之喝。第四喝即是高层次之喝,虽不入前三喝之中,却能将前三喝收摄在其中。 (四)四宾主:是临济宗采用的一种门庭施设。“宾”,指参禅者或不懂禅理的人;“主”,指禅师或懂得禅理的人。意在通过师徒之间的问答形式,测试对方的见解,衡量双方学识的真伪。据《人天眼目》载,四宾主为:一、“宾看主”,指学人悟而师家不悟;二、“主看宾”,指师家悟而学人不悟;三、“主看主”,指师家与学人俱悟;四、“宾看宾”,指师家与学人俱不悟。在这种师徒不拘一格的相互启发、提示中,洋溢着一种活泼自由的禅风。 (五)四料简:亦作“四料拣”,是临济又一重要门庭施设。“料”,谓度量;“简”,简别。四料简,就是四种简别的方法,即按照学人的不同“根器”和接受佛教教义的不同程度,所采取的不同教授方法。意在破除我、法二执。据《人天眼目》卷一,义玄禅师说:“我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夺人”,指破除、摈弃“我执”。所谓“我执”,即是对“我”的执着。佛教认为,“我”只是因缘和合的假象,并无真性实体;世人执着于“我”,以为是有主宰的、自在的自体,便产生种种廖误的烦恼。“夺境”,指摈弃、剥夺“法执”。“法执”即对“法”的执着。“法”即一切事物和现象,佛教以为,“法”无自性,处于刹那生灭变化之中;世人执着于“法”,予以虚妄分别,从而妨碍对真如的悟解和体验。“夺人不夺境”是针对我见重的人,破除对人我见的执着;“夺境不夺人”,时针对法执重的人,破除以法为实有的观点;“人境俱夺”,是针对我执和法执都重的人,二者都须破;“人境俱不夺”,对于人我、法我均不无执着的人,二者都不须破。 (六)四照用:据《人天眼目》卷一,“照”,观照,指对客体的认识;“用”,功用,指对主体的认识。根据参禅者对主、客体的不同认识所采取的不同教授方法,总的在“破除”那种视主体和客体均为实有的世俗观点。一、“先照后用”,针对“法执”重者,先破除以客体为实有的观点;二、“先用后照”,针对“我执”重者,先破除以主体为实有的观点;三、“照用同时”,针对我、法二执均重者,同时教破除;四、“照用不同时”,对于我、法二执均已破除者,即可运用自若,应机接物。 义玄禅师一整套接化学人的手段,因人而异,分别对待,这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灵活方法,的确体现了“临济将军”的风度。此宗日后的法运流长,是与义玄禅师倡导的这一随缘自在、天机活泼的禅风分不开的。 《人天眼目·临济门庭》对临济宗风作了精辟的概说,此处不妨摘录下来,以备参考:“临济宗者,大机大用,脱罗笼,出窠臼。虎骤龙奔,星驰电激。转天关,斡地轴,负冲天意气,用格外提持,卷舒擒纵,杀活自在。是故示三玄、三要、四宾主、四料简、金刚王宝剑、踞地狮子、探影草、一喝不作一喝用、一喝分宾主、照用一时行。四料简者:中下根人来,夺境不夺法;中上根人来,夺境夺法不夺人;上上根人来,人境两俱夺;出格人来,人境俱不夺。四宾主者:师家有鼻孔,名主中主;学人有鼻孔,名宾中主。师家无鼻孔,名主中宾;学人无鼻孔,名宾中宾。与曹洞宾主不同。三玄者:玄中玄、体中玄、句中玄。三要者:一玄中具三要,自是一喝中体摄三玄三要也。金刚王宝剑者;一刀挥尽一切情解。踞地狮子者;发言吐气,威势振立,百兽恐悚,众魔脑裂。探竿者:探尔有师承无师承,有鼻孔无鼻孔。影草者:欺瞒做贼,看尔见也不见。一喝分宾主者:一喝中自有宾有主也。照用一时行者:一喝中自有照有用。一喝不作一喝用者:一喝中具如是三玄、三要、四宾主、四料简之类。大约临济宗风不过如此。要识临济么青天轰霹雳,陆地起波涛。” 义玄禅师接引学人的说教方式界定了临济禅风的发展趋向。日后临济弟子只是在此禅风基础上,作一些发挥、修正而已。 文字禅 北宋初期,由于机锋、棒喝方法的滥用,出现了故弄玄虚、鱼目混珠的现象,同时,以往积累的大量“公案”又留给人咀嚼、体味的思想资料。因此,宋代临济宗禅师一改以往“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传统,在语言文字上大作文章,造成了“文字禅”的泛滥。所谓文字禅是一种从文字上寻求禅意的观行法门。因为以往“公案”语意含蓄,藏而不露,要想明了其中禅意,把公案解释清楚,就必须采用通俗易懂的语句,并以当时人们习惯上普遍接受的偈颂、诗歌、注释等形式来接化学人,从而提高教化及宣传的效果。 文字禅最早的形式是颂古。禅师以“古德”(古代德高望重的禅师)所说的语句作为参禅的准则,称为“古则”。以“古则”为韵语,发明其禅意的,称为“颂古”,实际就是公案的颂。临济宗人汾阳善昭(947-1024)最早创颂古的形式。他收集祖师机缘语句(公案)一百条,用偈颂形式对每条分别加以阐述,为《汾阳善昭颂古》,实际上是一种“禅门问答汇编”。其后不久,云门宗的雪窦重显(980-1052)也作颂古一百条,名“颂古百则”,把文字禅向前推进了一步。此后临济宗杨岐派的圆悟克勤(1069-1135)更以雪窦的“颂古百则”为本,编成《碧岩录》。本书在录出“百则”的每一则之前,先加“垂示”(纲要提示);列出“本则”后,加以著语评论,介绍公案提出者的略历;并对其中警句加以“评唱”(提出自己见解),自作颂语,最后又“评唱”之。《碧岩录》是临济宗的主要典籍,也是文字禅的典型。它的出现使传统的禅风发生了空前的变化,由讲说公案发展到了注释公案,由不立文字转为不离文字。这一影响在禅宗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看话禅 文字禅的出现,使许多文化禅师走上了注释评唱“公案”的路子,写出不少优秀的禅学著作,但它也促使禅的公案语句逐渐固定化,变得生硬、僵化。禅家最忌粘皮带骨,死煞句下。到临济宗大慧宗杲(1089-1163)时,注意到“学人泥于言句”的弊病,就将所藏《碧岩录》的刻版全部毁掉。他认为师父圆悟的文字禅,与禅宗的精神是不相一致的,从公案上并不能直接看祖师的真实面貌,应该以公案中的某些典型语句作为“话头”(即题目)加以参究,强调不从文字上去理解,而是从言外之意去领会。这实质上是对当时盛行的“文字禅”的反动。看话禅最常见的“话头”有如下一些:“父母未生以前,如何是本来面目?”、“念佛者是谁?”“狗子有无佛性?”等。宗杲在运用“狗子有无佛性?”这一话头时,则要求学人反复参究这一“无”字。像希运《传心法要》说的:“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但去二六时中看个‘无’字,昼参夜参,行住坐卧,著衣吃饭处,屙屎放尿处,心心相顾,猛著精彩,守个‘无’字。日久月深,打成一片,忽然心华顿发,悟佛祖之机,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头瞒,便会开大口。”看话禅发挥这一思想,把赵州这一“无”字取出,始终作为参究之用。 看话禅的特点,是以一则无义味的活句来参究,使人大发疑情,问个百尺竿头,直至山穷水尽,方逼人反观自心,照彻一切妄念,洞见自身本来面目。宗杲说:“千疑万疑只是一疑,话头上疑破,则千疑百疑一时破。话头不破,则且就上面与之厮崖。若弃了话头,却去别文字上起疑,经教上起疑,古人公案上起疑,日用尘劳中起疑,皆是邪魔眷属”(《答吕舍人》)。看话禅的关键是“疑”,如在“无”字上生出疑团,“大死一番”,然后再“绝后复苏”,更可获得大彻大悟。看话禅是借助于反对“文字禅”和“默照禅”而恢复初期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旗号来提倡的,所以自宗杲盛行以来,被临济宗人奉为圭臬,称为“无事不办”的法门,此后历经元、明、清,一直流传不绝。 从以上略述可以看出,临济禅风倡自悟、重启示,反对权威、反对教条。自义玄禅师后,临济宗人运用各种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手段和方式,有针对性地、有区别地开导学人。集中体出了禅悟思维的内在性、随机性、突发性、意会性等特点,在禅宗各派中,临济宗可以说是开一代风气,影响最大最久。所以临济禅风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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