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元(1200—1253)，日本曹洞宗的鼻祖。他13岁出家，24岁入宋，参礼江天童山如净禅师，随学三年，成为洞山第十四代法嗣，并得到芙蓉道楷所传的信衣、嗣书以及《宝镜三昧》、《五位显诀》等而回国。著有《正法眼藏》、《大清规》、《普劝坐禅仪》、《永平广录》、《学道用心集》等，对日本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日本学者研究道元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了解道元祥有助于我们对日本佛教的了解，有助于我们对禅的认识。因此择译日本田里亦无先生关于道元禅研究的著述，以飨读者。

禅与公案

在禅修兴起之初，禅的修行是比较单纯的，只是通过“坐禅”以保持心的清静，得到某种程度的觉悟。可是自禅宗创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参禅的人越来越多，修行的方法也得到深入的研究，其中之一是研究出了“公案”一法。

禅的目的是“开悟”，禅修者不问僧俗都是一心一意为着“开悟”而修行，其方法除了前述的“坐禅”、“公案”外，还增加了一个“读书”。

坐禅和公案对于一般人来说比较陌生，因此通常须依靠关于禅的合适的书来接近禅。可是仅依靠读书来认识禅，按中国的谚语说就是“画饼不能充饥”；而与此相反的以“不立文字”为宗旨的禅，摆脱大多数的禅书，难免有“消化不良”的倾向。

著名的禅学权威铃木大拙的学禅经过如何呢?他在《禅思想研究·第二》中作了如下介绍：“我在五十年前就开始学习坐禅。当接触到‘只手之声’、‘无字’这类公案时感到很费解，完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逐步将一般佛经和禅书读了不少，然而更是如入五里雾中，似乎什么也没有把握住。不过渐渐地从中也窥见了一些消息。(中略)到现在试作了一些关于禅的著述，倒不一定是为了教导别人，而是想通过著述，多少能不断解决一些个人的疑问(后略)。”

此外，《禅思想史体系》的作者伊藤英三在其序中说：“我之关于禅的研究，是初并非以史为研究目的，只是想知道所谓禅是怎么回事。我对禅发生兴趣不久，曾深入寺门请教，但并没有被告知什么是禅，冷不丁传授了一些公案。只好姑且依靠公案来继续参禅。但我想，即使要参禅，禅究竟是什么还是必须首先知道的。以后遂转到依靠禅书进行研究上来。

“作为禅书，当时已有《禅门法语集》、《禅宗圣典》，尽管以后又出版了不少《国译禅宗丛书》等类禅书，但还是以明治以前出版的古本比较容易入手，因此多以它们为读本。开始时是怎么读也不明白，那些禅书似乎每册的说法都不一样，而且象对禅作系统解说的《禅源诸诠集都序》和语录，其内容差异更大，因此对于禅，要想从语录中导出如书中所写的那种定义性的解释是不可能的(后略)。”

道元在《辨道话》中精辟地指出：“不应跟着专习文字的法师走，这就是说，要断除迷惑，应该依靠良师的教导，通过坐禅办道，证得诸佛的自受用三昧。”

总而言之，就是要“只管打坐”。

下面我想谈谈禅师(1622—1692)的事例。

禅师幼年时即按照母亲的意愿学习当时盛行的儒家(四书》，他对《大学》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明德”的意思不大明白，请教了许多儒学先生。可是谁也回答不出来。其中有一人说，也许禅僧们知道。于是他去请教禅僧，他们告诉他，只要坐禅就能明白。这样开始了坐禅修行。

有一次他入山在岩石上打坐，不吃东西，一坐就是七天。以后又结了一个庵室，常常不睡，励行念佛三昧；他在五条桥下乞食四年，其间常与患癞病的乞丐同食，既不干净，又无营养可言，身体弱得吐血痰，即使这样仍然整天坐禅不断。就是在肛门破了，出血疼痛，坐起来非常吃力的情况下，仍不倒半日。这样经数年的累积，一度得了大病。他后来对别人说：“即便这样，我也没有停止对‘明德’的追求，长期记挂着‘明德’，真不容易啊。”

由于病情日益恶化，他感到已没有痊愈的希望，因而产生了如下念头：“没有什么需要办理的留恋的了，只是平生的愿望是为了明明德，遗憾的是没能实现母亲的意愿。而现在要死了，只好考虑死的问题。”这竟成了他由“迷”转“悟”的契机。他进一步说：“正在那时，我忽然悟到一切法不生，完备和谐，这是以往所未经过的，以至我认为从前是白费劲了。”

“从那以后，气色也变好了，始终想着要死的我竟有了食欲，叫侍者做粥，侍者也感到不可思议，高高兴兴地做上粥来，我一下吃了两三碗。从此身体渐渐好起来。”

从以上可以看出，所谓禅，大体来说并不是什么固定性的东西。设想某禅师给修行者提供一个公案，使之起疑，令行者以它为契机作彻底的论理性的思考，这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论理性的思考不能解决本质的问题。例如提出“听一只手的声音”等公案。很明显，两只手相击才能出声音，只一只手是出不了声音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超越论理的形式，必须舍。具体地说就是不要去听什么“只手之声”，更直截了当地说，不要追求开悟。